第094 论政(二)(第二更)

天剑客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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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邦彦沉思片刻道:“臣有两种看法,不知道皇上想听哪一种?”

    朱由榔见之愕然道:“还有两种看法?不妨都讲讲,朕洗耳恭听着。”

    陈邦彦仰头北望片刻,摇了摇头,轻叹了声道:“崇祯皇爷在时,北有东虏频频叩关,西有李闯肆虐陕甘,而朝中衮衮诸公此时不思为国效力却一个劲得结党谋私,党同伐异,而武官们则忙于敛财,以致朝廷无可战之兵,中枢无可调之饷。”

    朱由榔点了点头,自万历以来,士大夫喜好结党,互相倾轧,已成风气。俗话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但事情往往坏就坏在党同伐异上面了。

    万历朝以来迨自崇祯朝覆灭,大明朝政倾颓很大原因就是党争之祸,多少该办的事情,就是因为牵扯上了党争而废弃,多少不该做的,也都是因为党争而祸国殃民,陈邦彦作为一介民间举子,能看透这一点不容易。

    陈邦彦侃侃而谈:“我皇明立国近三百年,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贪官污吏扎堆,以致民不聊生,再遇到天不逢时,惩罚以水涝旱灾,自然民变四起,国事糜烂不堪。”

    对于这一点,朱由榔也是感同身受,大明的土地兼并情况至少在明孝宗时还不严重,顾炎武当时就称赞此时:“家居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但到了隆庆年间时,已经是“则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尽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了”。到了万历崇祯时期,土地兼并,贫富悬殊就更是严重,“则迥异矣,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不能敌富,少者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

    而大明两百多年下来,官场腐败已近乎无药可救了,文官们疯狂敛财,恨不得对百姓敲骨吸髓,将他们榨干。

    官员们都说宗藩吃垮了大明,好像自己是在为大明默默奉献一样。宗藩固然是寄居在帝国身上的吸血虫,然而这些士绅大夫也不逊于吸血虫。就如外军军饷,按照惯例京官要分润六成,就算是在建奴入寇,乱军猖獗的时候都没有过分毫的让步。

    满朝上下虽然也有极少数的清正忠义之臣,然而这些人已经稀罕的无法撼动几百年的积习,更无法撼动那一条条的灰色利益链。

    “大明立国三百年,土地兼并和官场之腐败,确实很严重了,缙绅敛于下,污吏贪与上,民岂能聊生?说的不错,只是不知陈爱卿的第二种看法又是什么呢?”

    “至于第二种么——”陈邦彦微微顿了下,见皇帝目光中似有期盼,他突然忘记害怕,也忘记注意礼节,抬起头来,双目炯炯地望着朱由榔,沉声说道:“那就要从太祖爷制定的税赋之法来说了。三百年来我朝一直重农税,轻商税,国初时还好,只是到了如今丁口滋生众多,田地却大多被勋贵大臣们隐瞒蚕食了,百姓失去土地便只能沦为流民,朝廷农税也跟着日渐枯竭,却又碍于祖制无法通过商税得到补充。

    要说两宋时,赵官家一直重视商税,即便疆土日绌,朝廷财政依旧充裕,每年靠商税能岁入几千万贯。

    反观国朝,江南大士绅无不产业遍布,富甲一方,而朝廷却几乎收不到一丝一毫的商税。”说到这里他嘿嘿一笑,道:“崇祯十三年微臣从邪报1上得知,南直隶仅收到茶税六两,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两宋时,海贸发达,朝廷年收市舶税千万贯。国朝呢,泉州一带的海贸同样发达,每年的市舶税却只有四万两!

    自崇祯元年军兴以来,朝廷每年光军费就要千万两,而国库税入却只有两百多万两,天子碍于祖制,只能加重赋于百姓,逼得百姓都去当了流贼,朝廷剿贼,官军数量激增,军费不够,又得加赋,流民又增,以至于最后官军数量上百万,国事却愈发不可收拾。所以说到底,我大明不是受制于天灾和流贼,也不是受制于东虏和贪腐,而是受制于钱法啊!”

    1邪报:又称“邪抄”。古代手抄的官方报纸。明代用木刻版印刷,崇祯十一年改为活字印刷,以登载诏令、奏疏、塘报等为内容。

    虽然陈邦彦之前只是一介布衣,但暗中却十分关心朝政,因为他总认为自己有一天也会身列其中,所以对朝政大事了如指掌。

    长篇大论过后,陈邦彦微微调息,查看皇帝的神色,却见皇帝低头沉思,许久不言。陈邦彦不知皇帝心中在想什么,是喜是怒,又回想起自己刚才说话慷慨激昂,指点方遒间大异平日的小心谨慎,不免心中有些揣揣。时光好似就此停止,正在不安之间,朱由榔抚掌而叹:“爱卿此番见解真是字字珠玑,针针见血!”朱由榔此刻心中既惊且喜,没想到这陈邦彦竟有如此洞察力,绝对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啊!

    明朝后期,商业极度发达,特别是万历、天启、崇祯三朝时,海外贸易庞大,致使大量白银流入中国,不完全统计,明朝末期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高达五亿两以上。

    然而商业的发达,白银的大量流入,都让那些商贾勋贵和文人士大夫们瓜分了,小民和朝廷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

    这个时候,国家的经济重心已经从农业向工商业转移,而此时,文官士大夫已经和商贾们相互勾结,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就是商贾的代言人,如果朝廷要加商税来提高国库的收入,就会受到他们的疯狂阻挠。

    明末的商人占有了当时国家的大部分财富,纳点商税本来就是应当的,让商人哭,总好过让农民哭。

    商人哭闹,国家只是小乱,农民哭闹,那就只能造反了,国家则有亡国之祸。

    万历皇帝没有妥协,顶住了压力,增开了不少商业税,降低了国内矛盾,不过却也在死后遭到了无耻文人的唾骂和满清的污蔑中。

    崇祯过分执拗于祖制,被文人士大夫们一顿忽悠,不敢越雷池一步,本来就没收上多少税款,还减免了不少,致使国家的财政负担都转嫁到小民自耕农身上,使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社会矛盾不断加大,最后走上了亡国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