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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望着陈菲思考良久，她站在那里等我的答案。
我明确了一下这不是卖身契，不会把我卖到天上人间当鸭子，既然如此，我郑重其事地表示：“要求可以答应，没问题，不过不能干犯法的事儿，而且必须在我力所能及又不出我原则范围内，我一定答应你。”
“你真当我是十恶不赦女魔头，让你杀人放火吗？哼，你放心，我既不会让你去杀人放火，也不会让你卖身。还有什么问题吗？”
“一个要求行么？”
“不行！”
“三个太多了，相互理解一下吧。”
“那两个。”
“成交！”
“有期限吗？”
“期限嘛……”她伸了伸舌头，“一辈子！”
经过讨价还价，我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答应陈菲这一辈子满足她两个要求，这一切，只为会会我崇拜的导演。
两天后，接到陈菲的电话，她开腔说了两个字：“搞定。”
我欣喜若狂，问：“杜锋愿意接受我的专访了？”
“对呀，人家看了你的书，说你有思想有情怀，小伙子不错，愿意跟你聊聊。”
“那当然！”我忍不住“吔”了一下。
“别急着高兴，等我想好了我的要求有你好受的。”
“啊？什么要求？我怎么记不得了？”我故意装傻。
陈菲气得语无伦次：“你这人怎么……”
“逗你玩的，放心，既然有过君子协议，肯定会答应你。”
“这还差不多，可别跟老娘耍花招，告诉你，不然老娘追到天涯海角也不放过你。”
听她说“天涯海角”四个字时内心不禁一颤，王翌追付文心也说过同样的话，说要追她追到天涯海角。
天涯海角，多么遥远的地方，是流着奶和蜜的迦南之地吗？
梭罗说过，无论两条腿如何努力，也无法让两颗心的距离更加接近。两颗心的距离，取决于四条腿。两条腿追，两条腿逃，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二者的到距离始终没有变。
我以前认为，只要相爱，人再遥远，心都近在咫尺。直到杨尘君被他那劈腿贱女友伤害后，我的观点生了颠覆性改变。
两个人心再近而身体相距甚远，恍如隔世，爱终会被长距离消耗殆尽。
跟杜锋第一次见面约在798艺术区的“后现代咖啡厅”，这咖啡厅真他妈的后现代，没咖啡也没厅，就一露天场所，几张钢管拼成的桌椅，人坐上去蛋蛋和前列腺都要被戳爆裂的趋势。
这里只用竹筒提供纯净水，没有其他任何饮料。咖啡厅的老板是个极端的自然主义者，说这才能让灵魂回归到最原始的宁静。我算服了。
杜峰有些清瘦，留着毛寸，人显得格外有精神，他摘下墨镜说：“不好意思，眼睛畏光，戴个墨镜不是为了装。”
第一句话就让我对他产生了好感。
我问他：“为什么第一部电影会关注矿工？”
他娓娓道来，语气淡淡的，带着几分沧桑：“小时候，父母在矿井下工作，有一天出了事，瓦斯爆炸，他们都没上来成，那时我被反锁在家里，一个叔叔撞开我家大门，告诉我，你父母永远回不来了。我还不懂事，愣愣地看着那个叔叔，都不知道哭。后来我被送到孤儿院，从此，我的灵魂便无法回避‘矿工’两个字。你的书里也将讲到了中国的矿工，很深刻，引起了我心灵的共鸣。”
“谢谢，矿难是一个老话题，也是一个永远都不会老的话题，你觉得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实在的事情，才能阻止悲剧继续生？”
杜锋并非呆板无趣的人，他说：“讲个笑话，《笑林广记》中的。说一杭人爱嫖，一分家赀尽行嫖完，穷得只剩一文钱和一条麻布裤。犹自芳心未艾，来到西湖看美女。买了一文钱炒豆，独坐桥头，把豆子放在裤裆上。见游女姗姗而来，不觉春兴勃然，那话儿挺立起来，把豆儿挺立一地，杭人指着**骂道：‘我好好一分世业，都被你给我搰捣光了。剩下一文钱的家当，还被你给我抖搂掉了，我与你何冤何仇？’面对黑煤矿泛滥，监管部门不但没有从根源上采取措施来根除，反而学起汉初统治者推行的‘黄老之术’来，这和那‘杭人’有什么区别？”
我笑了笑，说：“我们回到电影上来吧，您觉得中国电影跟世界高水平电影差距在哪里？”
“差距在信仰上，不仅是影人的信仰，还有电影本身的信仰。我们的电影缺少对彼岸世界的关注，对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群少有真诚。罗素说，要是没有儒家文化，中国文化整个将变成真空。那么如果把宗教成分抠掉，西方文化也将变成准‘真空’。宗教仪式和原始巫术为艺术长河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水流，但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我们的世界宗教成了奢侈的灵魂活动。西方人却有着深厚的关于救赎的宗教情怀，他们的电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比如基希洛夫斯基的《十诫》不是直接陈述摩西的故事，这部波兰影片假借宗教的名义把波兰人的日常生活呈现在观众眼前。好莱坞的商业片同样无法脱离宗教的窠臼，以援引《圣经》中的宗教术语见常，比如《第六日》《独立日》等。有的导演把宗教教义拉到了现代的语境中重新解读，如《现代启示录》《肖申克的救赎》《七宗罪》《低俗小说》等。这些影片都有比较强烈的批判意识和反思意识，它们把忏悔、救赎等与当代人类社会和个人命运联系在一起，促使观众去反思自己的作为以及一系列关于生存的命题。”
“您对好莱坞的商业电影怎么看？”
“好莱坞电影一方面靠英雄和爆炸镜头创造着商业奇迹，另一方面却在反思人类的卑劣和美国人的生存状态。在物质生活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精神空虚随之产生。从上世纪末开始，好莱坞开始用批判的眼光去审视吸毒、枪杀、破产等社会现状，表现在电影中就是电影开始关注家庭伦理、个人情感。很多电影在基督的语境中完成一次次忏悔和救赎，情节也是大同小异，但透过天真的光与影，可以透视到一种文化下的民族开始自我反思的萌动以及对人类世界的忧患意识。”
“您以后会拍商业电影吗？”
“其实我看来电影都是商业化的，纯粹的商业大片不惮与芸芸众生同乐，从不藐视芸芸众生的审美需求，更需要制作者的专业和认真，如果有机会，我不会拒绝拍摄商业电影，这也是用光影跟世界交流的方式之一。”
“最初是什么原因爱上电影的？”
杜锋拿起竹筒，像喝酒似的呷了一口，说：“我是个孤儿，从小在孤儿院长大，我不爱说话，眼睛也不好使，在阳光下老流泪。别人在外面玩耍，我只能一个人坐在电视机前看电影，那时我体会到的孤独让我变得早熟，于是，我从电影中拾掇一个又一个故事，深陷其中，无法自拔。来北京后，看到眼前匆匆奔走的人，忙忙碌碌，犹如找不到家的动物，四处游荡，我想我们都是世界的弃儿，而光影能给我一个归宿。再累再苦，只要看一部电影什么都放得下。我爱电影，纯粹的爱。”
杜锋像一个孩子，笑得天真烂漫。
他的话朴实无华却饱含着情怀和生存的哲理，不是吗？我们都是世界的弃儿，寻找着，寻找另一半，寻找灵魂归宿，寻找被自己丢掉的理想和信念，最不装的答案是我们都在寻找票子，过更爽的生活。
可有的人一生忙忙碌碌，快挂掉之前才现自己拥有的一切全他妈的不是自己想要寻找的，进棺材时死不瞑目。
北京这样的地方，寻找中的人更多，至于是否能找到，全看个人造化。
我问杜锋他下一部电影是关于什么。他说计划拍一部都市年轻人生活的现实主义电影。
那天我们聊了很久，不知疲倦，从电影到生活，从历史到文学，无所不聊，他说在我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并表示以后多联系交流。
回到学校后，我马上将采访稿整理成文字，并写了一篇题为《世界的弃儿——光影世界的拾荒者》的文章，给杜锋确认，他阅后说写到心坎里了，太棒了。
采访稿和文章在《潮》上刊登后，被多家专业的电影媒体转载，甚至有电影杂志的主编找我签劳动合同。我说我还没毕业，实习可以，签劳动合同这事要从长计议。
偶尔跟着贺飞或杜锋参加一些文艺界人士的聚会，逐渐现以前想象的事情并不是我想象的那般单纯。
北京包容开放又喧哗躁动，空手套白狼的人太多，相互利用、尔虞我诈、阴奉阳违，已成家常便饭。
这是一个解构和朽的时代，没有永恒的价值和道理，以前看似崇高的事物瞬间可能满身污垢、粉身碎骨，变得一文不名。
我知道不干净的不是文艺圈，而是人，但不会因为虚假泛滥就不相信真诚的存在，不会因为有肮脏卑微的人便否定世界的干净和崇高。
我只需洁身自好，寻找我觊觎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