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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奥斯曼战败，濒临解体，包括巴黎和会允许库尔德人独立的《色佛尔条约》，都是这一时期签订的。但随后，都被时年38岁的青年军官凯末尔，率领奥斯曼残部，通过击败希腊与英法联军的战争，一一推翻了。
建国土耳其后，凯末尔规定：凡生活在土耳其土地上的人，一律为土耳其人，教土耳其语，习土耳其文，没有少数民族这种东西，宗教这派那派的一概不存在。
就像凯末尔说的：“我越是经历战争，便越是能体会到宗教对土耳其的伤害。我越是了解战争，便越是厌恶憎恨宗教的无能和虚伪。我越是接触文明，便越是要消除宗教对土耳其的影响。”
“军事胜利对真正的解放是不够的，在民族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在民族的思想教育中，我们的指南将是科学和技术。能否成为现代文明的国家，是关系土耳其生死存亡的问题。”-----凯末尔。
非常了不起的杰出领袖，大厦将倾之时，摧锋于正锐，挽澜于极危，没有英雄的凯末尔，奥斯曼早崩成碎片了。
摒弃封建苏丹制，建立义务兵役制，把土耳其变为一个世俗国家，都是凯末尔干的。
可宗教势力，封建思想，传统保守势力，也会组织还乡团的，三座大山搬走了，不耽误再回来。
到了土耳其上任总统埃尔多安，那就与凯末尔的政治理想与治国方向南辕北辙了。
“宣礼塔是我们的剑，穹顶是我们的头盔，清真寺是我们的兵营，信徒是我们的士兵。”-----埃尔多安。
这就不是开明的凯末尔了，又变阿訇了。
那土耳其不乱，谁乱？
土耳其还是叫土耳其，可前后不是一回事了。
从土耳其现总统阿里.巴巴詹刻意表现出的做派上，荣克就知道谈判的具体结果了。
因为阿里.巴巴詹在土耳其国内，是绝对不会表现出如此“诙谐幽默”的一面的。
阿里.巴巴詹确实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是一个好演员。
他之所以在荣克面前刻意表现出“诙谐幽默”的一面，就是为了在国际自由资本集团面前，表明他的“真实态度”。
无论这一“真实态度”是基于个人本性，国家利益，政治目的还是功利目的，无论这一“真实态度”是真是假，这就是他真实的政治态度。
这就是阿里.巴巴詹为自己的政治背书。
荣克心领神会，明白“维纳斯”计划中关于土耳其的部分，土耳其不会设置障碍！
要谈的，仅是价码问题了！
……
中国，和谐市。
二环路南，西便门国资委办公楼会议厅内，座位上三三两两的人正在热议。
正式会议未开始，通气会开过多次，私下渠道的消息更是早就漫天飞了。
今天被叫来的除了开行等融资方，在座的全是中建，交建，电建等中央直属的国有特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公司。
坐一起不是为了开会，真正要谈的东西在下面就谈的差不多了，公开的会议不过是记录公开态度的“小本本”，会议本身却是不重要的。
这是由国资委的特殊属性造成的。
国资委是中国特色的产物，属于“特设机构”，至于“特”在哪里，不要说外面，国资委本身都说不清。
为什么说不清？通俗来讲，用社会主义的“政权形式”管理运作资本主义的“资产”，在理论层级与实际工作中，都缺乏固有的“曰”，只能摸索着来。
中国的理论建设是从上到下的，三个代表等理论层级的建设，必须上面先建立了理论基础，才能发表重要讲话，认真学习贯彻，写入教科书做必考题，从上朝下普及，是垂直式的。
可是在“资本”领域，就牵涉到法人治理结构，牵涉到资产拥有权，管理权，运营权，分配权，法人权力边际，责任主体等诸多问题了，没有政治理论那么云里雾里的好曰，产权与责任是必须要明晰的。
可由于中国的特殊情况，这个“资产”的诸多定性又是不好明晰的。
国有企业资本各项权利还比较容易明晰，大多国企董事会制度移植的就是中央政治局的“议决制”，就是由董事会九个人一起开会，进行战略优劣势SWOT分析。
可是国企的责任主体，由于是“议决制”，实际是无法确认责任主体的。
一个项目书上会，议决一出来，国家电网的董事长就说了：“依据大家的意见，项目通过，我们投10亿。”
但是，如果项目出现亏损，或是搞砸了，回头一翻集体决议纪要，问谁负责？
都有责任，那就是没人负责！
国企董事会已然如此，虽然不像是瑞典国企采取的是“公法”无限责任，由瑞典政府兜底，起码国企还算明晰了有限责任。
但国资委的性质就不好明晰了，因为国资委管理的资产都是“有限责任”，而国资委本身的性质又是“政权”，“政权”从来都是无限责任制的。
解不开这个逻辑扣，国资委就只能是“特设机构”。
为了明晰“资本”的各项权利与义务边际，国资委也在不停的尝试改革，有淡马锡控股的道路，有董事会道路，有无限责任道路……
具体走哪条路，哪条路能走通，目前尚未有结论。
所以，仍旧只能先“特色”着再说。
这种“特色”，造成了一旦有了超越“有限责任”，也就是国资委旗下的国有特大型企业都担负不了的责任时，就只能采取“决议制”，把大伙都召集来，集体决议一下。
什么责任是连国有特大型企业都担负不了的呢？一张涉及运河开凿，高速铁路，港口，公路，桥梁，隧道，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的特大订单。
这张订单之大，大到连中建，交建，电建等特大型央企，世界500强企业，没有上面进行融资担保，都接不起的程度。
仅这张订单中的分解项目之一，塞浦路斯“维纳斯”港口与特区的基础建设，环岛450公里的铁路隧道桥梁施工，不包含商业楼面等房地产开发部分，预计就要超过2000亿人民币。
“这个项目太大，单靠我们交建一家，连塞浦路斯一个小岛上的基建项目总包都吃力。”
会议室是礼堂的格局，人却稀稀落落的没坐满，座位间隔较大，坐在三排的交建总经理陈健，正在向一旁的坐在的一个圆脸中年人叫苦，“上面不担保，我们想接都接不了。”
坐在一旁的圆脸是国资委党委书记郝运，挂的是党政的衔，却是西工大工学学士出身，属于工程师官员。
他是专门下来参与，或者说听取“小组讨论”的。
包括国资委主任，党委副书记肖大庆在内，本该坐在主席台的人，都在下面，听取来自不同部门与企业的看法。
“无抵押啊，这么大的工程要我们垫款，我们怎么垫的起哦。”
一旁的中国电建的董事长晏雄，见郝运只点头不说话，与陈建对视了一眼，插言道，“照我说就没必要讨论，这不是空手套白狼么？这么大的风险，咱不接。”
“…你别跟我来这套。”
郝运微微侧头，静静地看了晏雄一眼，面无表情的问了句，“会议正式表态的时候，你也会是这个态度，对吧？”
“那…那肯定不会。”
晏雄嬉皮笑脸的冲郝运一乐，搓着手朝前凑了凑，“书记，我为祖国献石油啊，多光荣！有订单不接，那我们还是企业么？我这不是接不起么，有您担保，别说个港口，运河我们电建都包凿了。”
中国电建不是建电网的，主做的是水利水电，与中国港湾和中国路桥合并而成的中国交建一样，都属于业务分拆与合并重组后的产物。
早期的国有大型基建部门，基本都是37军司令部一类转过来的工程兵部队，施工领域大体一样，业务高度重叠。
为了专业化，集约化，才陆续分拆合并重组了一批国有特大型基建企业，但业务重叠问题依然严重。
塞浦路斯“维纳斯”港口的基建工程，就同时涉及中国交建，中国电建许多家。
“我工资才几个，我担保的起么？”
郝运没好气道，“你们对项目编制设计任务书标定的范围，调查结果怎么样？”
“老周。”
晏雄闻声侧了下身子，对后排的一人招呼道，“跟书记汇报。”
“郝书记。”
坐在后排的电建总工程师周平，从座位上站起，与回头看过来的郝运打招呼。
“你坐下坐下。”
郝运也站了起来，先跟周平与其身旁一起站起来的电能安全总监宗一峰，办公厅主任吴旭，科技部主任李谦等一一握手，而后作势朝下的同时，伸手朝下压了压，“你们都坐下来，坐下来说话。”
周平几人与郝运寒暄了两句，很快进入正题，介绍道：“由于不是现汇工程，不是国际招标，SP的项目书并不完整，有关财务审计，工程审计与……”
“那个你不用管，你就从工程上讲一讲。”
郝运打断道，“详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