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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全新的认识角度——用对称的方法认识世界，用建构的方法认识世界，用全息的方法认识世界，用合理的方法认识世界。以对称空间、五度空间为基本框架，以还原与整体的统一为基本线索，整合原有对立的范畴，建构历时性与层次性统一、实证与规范统一、归纳与演绎统一、还原与整体统一、有限与无限统一的方法论体系，为对称经济学的创立奠定方法论的基础。
关键词：对称 五度空间 还原与整体 有限与无限 实证与规范 历时性与层次性
见仁见智 用对称的方法认识世界
经济学（方法）之所以能够独树一帜、君临一切，就在于它的抽象与具体的统一、分析与综合的统一、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还原与整体的统一的对称方法。
经济学规律是经济规律的反映；把握经济规律，不是靠显微镜，不是靠解剖刀，而是靠抽象思维能力；这个抽象思维的过程，不是线性推演、线性规划的过程，而是分析与综合、还原与整体相统一的、主客体对称的五维的过程。其中的封闭式的“实验”与数字推导，只是起到辅助作用，而不可以独挑大梁。因此，把经济学（方法）比喻为气象学、天文学是不对的，比喻为物理学与化学也是错误的。经济学（方法）之所以能够独树一帜、君临一切，就在于它的抽象与具体的统一、分析与综合的统一、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还原与整体的统一的对称方法。在对称方法论中，归纳（统计）方法占从属地位。这和西方经济学中把统计（归纳）看成主要方法有本质不同。在对称方法中，理性（理性预期）的作用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我们既不能因为理性（预期）的必要性而把它看成是唯一的，也不能因为理性（预期）的非充分性而否认其作用。正确的做法，是给理性（预期）以合理定位，既不夸大、也不缩小其作用。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问题，是夸大理性（预期）的作用，一旦在现实中碰壁，就走向另一极端，夸大经济世界的不确定性而陷入不可知论。
西方经济学中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区分、主流与非主流的区分，说明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共同点：线性思维方式。
线性思维方式与理论体系的不可操作性，是西方经济学的最本质特征。它们只谈经济问题的“解释”，而不谈经济问题的“解决”；事实上也解决不了问题。搞不清分析与综合、研究与叙述的联系与区别；只有逻辑分析，没有历史分析。用“思想实验”代替社会实验。西方经济学的“思想实验”，抹杀了被实验者的主体能动性。西方经济学家们将精力集中于简单的线性系统，滋生了一种重抽象还原的主流学术氛围。还原论的思维方式：片面分析的而非综合的，只讲供求平衡，未讲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平衡。西方经济学家们坚持认为，他们可以通过系统的组成部分解释复杂系统，尽管这些部分实际上是无法从整体分割的。西方经济学家们认为，对经济的唯一根本的陈述是关于经济中最本原层次的陈述。西方经济学家们将系统行为，如企业自组织、市场交换过程都看作是现象，这些现象可以简化为深层的本原（注：不是本质）——如经济人、商品、产权、交易。他们的方法论基础是还原论——把复杂微观系统的变化看作是由组成它们的原子的运动引起的。西方经济学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方法和对像、工具和目的相背离，错误的结论一开始就包含在错误的前提之中，经济学一开始就不可能是科学的。
因此，问题不在于经济学是否科学，而在于我们是否有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就是对称的方法，对称的方法整体上就是五度空间架构中时间、空间、层次相对称的方法。对称方法以对称规律为基本的规律，是天与人、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理论内容与理论形式、科学本质与客观本质、研究层次与研究对象、研究过程与叙述过程对称的方法。
用对称的方法认识世界，用对称的方法认识经济，用对称的方法认识经济学，就是对称的方法。
对称的方法：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对称。对称，即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虽可以互相印证，然而决无先后之分。科学的方法论是正确的世界观的功能；正确的世界观是科学的方法论的必要前提。拥有正确的世界观是拥有科学的方法论的原因，拥有科学的方法论是拥有正确的世界观的证明。要把“方法论”和“关于方法的理论”区别开来。正好像一个人只能有一种世界观，以特定的主体为参照系，“关于方法的理论”有多种，然而“方法论”只有一个。不同的方法之间不是并列的，而是有着层次关系。方法论指导和制约方法，高层次方法指导和制约低层次方法，方法指导和制约专业技术，高层次专业技术指导和制约低层次技术。
对称的方法：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最根本的对称方法。对象决定方法——经济的复杂性、经济学的整体性，决定了必须用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对称的方法。实事求是，就是没有先入为主的立场。实事求是，就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际的对称。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事实面前人人平等，诚信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实事求是，就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学的对称。由改革的对象来领导和推进改革，是改革的悖境，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根本原因。改革的悖境使改革受阻、扭曲、走样，甚至走向反面；不但达不到解放生产力的目的，而且还成为改革的对象借机进行权力寻租的平台，改革的政策成了**的温床。
对称的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任何方法都有参照系；所谓没有任何参照系的“玄学”、“形而上学”方法或哲学方法，实际上是以整个宇宙为参照系。把自己局限在理性分析范围内的“主流经济学”，不能理解和解释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同知识经济形态这个参照系不兼容。主流经济学的真理性只能局限在工业经济时期，在知识经济时代将被“证伪”。因此，所谓对称的方法，就是范式与参照系对称。不但不同的内容在不同的参照系中真理性不一样，而且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参照系中有效性也不一样。换了参照系，原来有效的方法将变得无效。更大的参照系中的科学原理有更大的适用范围，不能理解为比更小的参照系中的科学原理有更多的真理性。既然它们在各自的参照系中都是绝对真理，因而是等价的，不存在谁的真理性更多；也不存在谁是相对真理，谁是绝对真理；更不能理解为新的才是真理，旧的被证伪、被推翻。科学范式的转变过程，是参照系转移的过程。人类认识的深化、参照系的转移，适合新的参照系的科学原理的出现，并非旧的科学原理被证伪：它们在各自的参照系里都是绝对真理；相对于不同的参照系，它们是等价的。以地球为参照系，“地球中心论”是正确的。以太阳系为参照系，太阳中心论是正确的。以宇宙为参照系，无中心论是正确的。以人类为参照系，“人类中心论”是正确的。只要明确参照系，这种真理论上的多元化就不会陷入真理观上的相对主义。
对症下方 经济学方法与对象的对称
经济客体的意义取决于经济主体，取决于经济主体的思维方式。实际上只要方法对头，思路正确，经济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巨型的实验室。
由于经济系统的复杂性，所以有时在追求精确性的同时，会造成模糊，而有时模糊方法反而会使其精确。在这里，模糊与精确、定性与定量、结构与要素均为对称的范畴，也是对称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计量经济学”由于过分追求经济数据的精确性，反而会走向准确认识经济现象与经济规律的反面。特别要建立幸福经济学，用精确的数字方法则是牛头不对马嘴，因为人的幸福感是根本不能计算的；如果要使人的幸福感能得以准确评价，唯一的办法是定性的结构分析，而定量的模型分析根本帮不上忙。这就是对象和方法的对称。对于传统经济，精确的数理模型分析工具有近似的性质，而靠直觉建立起来的定性分析的结构性模型反映经济本质与规律则更准确。当然，这里的结构分析是时间、空间、层次相统一的五维结构。
所谓模型方法，就是在典型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与综合，使感性的具体上升到思维的具体，又把这一思维的具体转变为实践观念，通过实践工程，转变为新的感性具体。这其间，假设只是过程或过渡环节，而绝非前提。而西方经济学家的数学模型却是以假设为前提，以数理统计为根本方法，这样建立起来的模型只有或然性，而无普遍必然性；虽然有时会因碰运气发生作用，但极易因为外界条件的变化而失效。经济模型的样本是不是随机抽取的？NO！
数学模型之所以不能反映经济的本质和规律，是因为纯数学只能证明不能发现，只能根据现有的经济现象进行建模，而不能预测经济的发展。一旦经济增长方式改变，原有的模型就将无效。比如丁伯根的“蛛网理论”，其依据就是农产品的生产周期较长。在生产规模既定之后生产过程未定之前，无法中途改变规模以适应需求变化。因此，农产品的需求信息与价格有一定的滞后性。把这种由于信息不对称与生产周期造成的价格变动轨迹画在以价格和产量为轴的坐标图上，形同蛛网，就形成蛛网理论。问题是蛛网理论的基础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价格反映的失灵，但信息不对称是历史的、相对的；一旦信息工具与手段发达、信息对称了，价格反映灵敏了，“蛛网理论”也就失去了客观依据。所以要使数学模型能反映经济的本质，预测经济的发展，靠得还是模型后面的思想——正确的方法论与正确的思维方法。
是否更深刻、更正确认识经济本质与规律，不是看其是否运用数学方程，而是看其整体抽象度。而数学不可能做到最高层次的抽象；能做到最高层次抽象的是哲学方法论。五度空间方法，就是这样的方法；对称方法，就是这样的方法；对称逻辑，就是这样的方法；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的方法，就是这样的方法；分析与综合相统一的方法，就是这样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就是这样的方法。想用数学方法代替哲学的方法，只能菜篮打水，树杈打渔，挂一漏万，不着要领。
经济客体的意义取决于经济主体，取决于经济主体的思维方式。实际上只要方法对头，思路正确，经济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巨型的实验室。经济社会的实验只能在经济社会中进行，只能在被实验者不知道自己是被实验者的状态下进行。对于实验者来讲是自觉的，对于被实验者来讲是不自觉的，这样的实验才是有效的，其结论才是可靠的。这就是方法和对象的对称。用实验室来实验人的经济行为，是一种“实践悖论”。缺乏科学的思维方法，建立任何实验室都是无价值无意义的，得出的结论要么是片面的，要么是不实际的。
人对事物的认识过程和科学体系的建构过程不同，前者是从具体到抽象，后者是从抽象到具体。西方经济学是把前者等同于经济科学体系的建构过程，所以西方经济学有认识意义，但不能称为经济科学。内容和形式必须统一，观点和方法必须统一。对于经济学这一非常具体的经济科学来讲，用抽象的数学方法、线性的思维方式是不够的，必须用对称的方法才能得出经济科学的结论。
要知深浅 经济学形式与内容的对称
经济学形式与内容的对称，不但要求语言模型与经济学范式的对称，而且要求概念内涵与经济学范式的对称。
自然语言和数学语言等人工语言虽然都是语言，因而都是思维的形式，但同思维内容的关系不同：自然语言是形式和内容的原始的统一，因而更接近于概念。而后者由于形式化了，所以同思维内容距离较远。用自然语言建模是概念建模，所建模型是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概念体系；用数学语言建模是语言建模，所建立起来的是形式化体系。所以用自然语言建立的模型是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相统一的概念的模型，因而更符合真实，而用数学语言建立的模型则只是思维形式的模型，因而往往脱离现实。
根据概念和语言的关系，经济学模型也有两种：概念的模型与语言的模型。前者用自然语言来建构，后者用人工语言（如数学语言）来描述。前者是具体的，后者是抽象的；前者是现实的，后者是近似的。前者看起来浅显，然而揭示了事实的真实本质，因而更深；而后者虽然看起来深不可测，然而只是形式化的东西，与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不沾边，因而更浅。
这些数学模型的“深”是现象，只是对不懂数学的人来讲是“深”，对于懂数学的人来讲是“浅”，其中的知识含量、信息含量并不多，特别是创新性知识含量并不多，因而是“浅入深出”。用自然语言新建构的各种模型似乎是“浅出”，使人一目了然，然而却是“深入”，因为渗透了新的范式，蕴含了深厚的理论功底；虽然每个人都能看得懂，然而必须用心体会，特别是需要相当的抽象思维能力与哲学素养，所以是名副其实的“深入浅出”。这就是经济学深和浅的辩证法。用高度形式化的人工语言来建立具有高度具体性的经济学模型，本身就是方法和对象的不对称。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经济学模型远离现实的根本原因。
再从本质和现象的关系来看。数据往往反映的是现象，而科学之所以是一门科学，就是因为它是本质的反映。一门科学如果仅仅停留在数据上面，往往会被现象甚至假象所迷惑，同样的数据往往可以说明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而本质是难以用数据来描述的。对事物质的认识，是对量的认识的前提；对量的认识，是对质的认识的深化。只有经济学范式正确，数字分析才有意义；如果范式错误，数学分析再严密，数理模型再精致，也只能南辕北辙。
从数学模型到自然语言模型不仅是一种表达方式的转变，而且是一种范式的转换。用数据与数理逻辑说话，本身就是货币经济学范式的产物；要不要用数据说话、用数学方程式来表述，不是方法、逻辑、语言表达方式之争，而是方法论之争；而隐藏在方法论之争背后的，是范式之争。对于货币经济学来讲，论著中通篇数据与数学符号，不是其学科成熟的标志，而是其前提——要不要用数学公式来表达经济学原理的结论就在其经济学范式的前提之中。
经济学形式与内容的对称，不但要求语言模型与经济学范式的对称，而且要求概念内涵与经济学范式的对称。经济学范式与概念必须对称，范式决定范畴与概念的定位与意义，特定的范式决定特定的范畴与概念，特定的范畴与概念只能在特定的范式中发挥特定的作用。如果移植到其他范式中，原有的概念与范畴成了名词；如果要重新成为概念，其内涵必须重新定义，其外延必须重新界定，否则就会出现概念的混淆，成为悖论。西方经济学中的“理性”、“有限理性”、“非理性”、“投票悖论”、“不可能性定理”，均属这种不同范式之间碰撞的结果；严格意义上，是西方经济学家头脑中的“经济学”同经济现实碰撞的结果。人的需要是多重的，有绝对需要与相对需要，眼前需要与长远需要，肤浅的需要与根本的需要，局部的需要与全局的需要。由于价值的相对性、人的需要的具体性，能否投票产生最佳决策，很大程度取决于人的素质。而由于价格经济学的局限性，人的素质问题不可能进入价格经济学的视野。这是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的致命伤。在具体操作上，公共选择一致同意不可能，不仅次级决策不可能，即使宪法选择也不可能。因为人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因为人的素质不同，对自身的利益、自身利益同他人利益关系的认识程度也不同，因而不可能有一致的同意。阿罗“不可能定理”的根源就在于范式与范畴的冲突。在价格经济学范式中，是不可能容纳价值相对性、需要具体性这些范畴的。如果说，“投票悖论”只不过是使价格经济学陷入悖论。那么，“外部效应”的存在，则使价格经济学陷入悖境。外部性问题只是宣告了价格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失灵，但并未宣告价值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失灵。实际上，外部性问题恰恰说明了市场的立体性与系统性。解决外部性问题，有的可以用协议的方式来解决，而更多的则只能通过政府与法律来解决。科斯所举的例子，即牧场主与农场主之间纠纷的例子，对于小商品经济来讲是典型条例，但对于大工业生产来讲，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外部效应的存在，突出了价值的整体性与相对性，突出了价值是主体与客体、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的统一，是绝对与相对的统一。只有价值经济学才能把握这个统一，而价格经济学对此无能为力。只要价格经济学不能解释外部效应，那么价格经济学的解释力就要打折扣，其合法性就要遭到否定。外部效应的存在不但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而且宣告了凯恩斯主义的破产。因为不是从价值经济学高度看问题，政府宏观调控的意义等于零。这是表面“悖论”后面的现实根源。要走出“悖论”，只有改变西方经济学的范式，用价值经济学范式代替价格经济学范式。因为正是这种范式与范畴的碰撞，预示了新范式代替旧范式的必然性。解悖是科学发展的动力之一，经济学也不例外。
因人制宜 经济学体系与主体的对称
用对称的方法认识经济，首先要求经济主体与经济对象的对称。经济学的多元化，不能排除每一“元”都必须能自圆其说，在特定参照系中必须是绝对真理。
经济学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是统一的，经济学范式的变迁是和人类经济发展过程、人的主体性发展过程相一致的。经济科学通过阶级性表现出来的主体性，同庸俗经济学的所谓主体性的区别为：前者是阶级性和人类性的统一，既是阶级的也是人类的；而后者则只是阶级的，虽然它们也标榜自己是人类的。
庸俗经济学既没有科学性又没有主体性。经济科学通过阶级性表现出来的主体性，同庸俗经济学的所谓主体性的区别为：前者是阶级性和人类性的统一，既是阶级的也是人类的；而后者则只是阶级的，虽然它们也标榜自己是人类的。西方资本在中国的代言人——庸俗经济学家以反伪科学为伪装，代表西方先对中国进行文化殖民，然后对中国进行经济殖民，最后对中国进行政治殖民，妄图使中国成为西方文化、政治、经济的傀儡。在此过程中，他们因势利导，顺水推舟，水涨船高，“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逐步取得在中国各学科领域的话语霸权，并最终实现他们更大的野心。庸俗经济学家在中国政界、经济学界取得成功的基础上，争夺经济学界的话语霸权。他们背祖忘宗，挑起了一次又一次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所谓“合法性危机”，从思维方式（“天人合一”）到哲学到宗教到历史到文学到中医到文字到民族象征；似乎只有西方文化是合法的，中国传统文化都是非法的；在用合法来代替“非法”的过程中全盘西化，在全盘西化过程中，他们在各个领域取而代之，取得领导权与话语霸权。这是以中国文化为主流还是以西方文化为主流的斗争，是维护中华民族主体性与消除中华民族主体性的斗争。
用对称的方法认识经济，首先要求经济主体与经济对象的对称。经济学的多元化，不能排除每一“元”都必须能自圆其说，在特定参照系中必须是绝对真理。但由于西方经济学在方法论与主体性上的缺陷，所以他们连“多元化”中的每一个“元”都算不上，只能算为真正的科学研究提供了有参照价值的资料。
社会实验与物理实验的本质区别在于，后者可以在实验室关门实验，前者只能走出象牙塔在现实生活中、在直接实践中才能进行。经济学家必须同时成为企业家、管理学家、管理者。能成为企业家、管理学家、管理者，固然成不了经济学家，但不能成为企业家、管理学家、管理者，则肯定成不了经济学家。离开现实的经济过程，关门搞所谓的经济实验，是实验手段与实验对象的不对称；其结果，只能证实、不能证伪实验者的主观意图，是自欺欺人。可以说，任何经济学理论都可以通过关门实验得到证实，这样的实验，根本不能反映真实的经济过程，没有任何科学意义。
如果说，经济实验与经济过程的本质区别在主体而不是客体，那么，决定经济实验能否得出正确结论的，关键的不在于实验过程，而在于实验者的思维方式。如果思维方式停留在归纳（统计）、演绎这个线性局面上，那么再精密的实验过程，籍以建立起来的再严密的数字模型，也难以保证其结论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同样的“经济实验”，不同的主体、不同的思维方式，得出的结论不一样；在特定的参照系中，这不同的结论中只有一条是正确的。从一般经济学角度来看，只有同宇宙本质相一致的思维方式，才是正确的思维方式；这些思维方式是：对称的方法、五度空间的方法、主体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方法、规范性与实证性相统一的方法、复杂科学的方法。用线性的思维方式作指导，经济过程再真实，“经济条件再纯粹”，也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从客体的角度来讲，包括经济实验在内的社会实验，与真实的社会过程包括经济过程无任何本质不同；不同的只是实验者的主观意图。有了实验者的意向性，真实的经济过程也就有了典型性；其内在的本质与规律就会自然而然地通过现象浮现出来。也就是说，造成经济实验与经济过程区别的，是主体而不是客体。在客体中制造区别，是量身定制、削足适履，把结论当前提。
人类迄今为止的“经济学”都是政治经济学，都只研究构成经济活动与经济发展本质与规律的某个层面、某种要素、某类结构，因而都不能从总体上揭示经济活动与经济发展的本质与规律。与时俱进，根据新经济时代的要求对它们扬弃、综合、升华，是研究人类经济活动与经济发展本质与规律、建构对称经济学体系的必经途径。通过对各种经济学流派按不同的参照系进行定位，然后对他们进行扬弃，成为自身的组成部分，也是对称经济学形成体系的方法之一。只有以五度空间为参照系，才能在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背景下通过对称分析而形成一元化的人类经济学。
用对称的方法认识经济。对称经济学不仅研究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生产关系，也不仅研究生产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所谓的生产力，而是研究经济活动、经济发展的本质和规律。经济活动与经济发展的本质与规律必然由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组成，但不能归结于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对称经济学运用对称逻辑、对称辩证法、五度空间方法、系统论方法、主体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方法，研究经济活动、经济发展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本质的关系及其时空展开，提高人们认识、运用经济规律的自觉性与水平，使经济得到更快的可持续发展。
五度空间理论，是整体论从本质到现象展开的方法论基础，也是还原论与整体论统一起来的方法论基础。在五度空间理论看来，认识过程（研究过程属于认识过程）和叙述过程，都是具体——抽象——具体。因为起点和终点都是具体，因此都是整体；具体——抽象——具体的认识方法和叙述方法是整体论方法。这就解决了整体论认识过程和叙述过程怎样同整体论中整体原则相吻合的问题。从具体到抽象，可以看成是还原论的认识过程；从抽象到具体，可以看成是还原论的叙述过程。还原论本来就是要把整体还原为部分，所以这两个过程同它的个体论的基本原则不矛盾。所以还原论就是整体论。这就把还原论与整体论统一了起来。在这里，要把本原同本质区别开来。本原虽然是整体的最小单位，然而却仍然是现象；本质则是比规律更深层次的范畴。以五度空间模式来观察，从整体上看，整体论是真正的理论基础，而还原论只是一种应用理论。由于政治经济学以还原论为理论基础，对称经济学以整体论为理论基础，而还原论从属于整体论，所以政治经济学从属于对称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