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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主星来说，七四年上半年是大时代以来难得混乱如斯的一个时期。据我得到的密报：寒寒早已下令直属和国政府的特务机构公安署对引发如此大规模社会动荡的根源、脉络和主要人物进行调查，找准时机要收拾一批人，矛头自然是直指独领风骚而且专门跟她过不去的新京议会首席议员虹翔。
我把虹翔劝到宇宙前线去了之后，黑恶政客营中忽然少了领军人物，自然有人前赴后继地冲上来填补空缺，导致额外增加了不少恶性刑事案件。对寒寒和公安署来说，则等于头一个多月的工作完全白费——蓄势许久的一拳正蠢蠢欲动准备挥出时，目标却突然跑路到了十万光年以外的宇宙尽头，鞭长莫及，事先理好的重点人物和势力图几乎改写了一半，重做此项工作又得耗费无数时间、精力、金钱和许多特工遭遇不测的可能。因此她给我发来的感谢信里虽然有欣喜之意，却还是掩饰不住那一拳落空的痛楚和失落感。
有寒寒这等能人镇守的和国都乱作一团糟，别处自然也不能免俗。那些地方虽然没有虹翔这等人间至宝兴风作浪，但水准达到他的四分之一甚至一半的却大有人在——那就足够了。虽然各地情况不一，动乱规模有别，可总的来说形势可谓是行舟于沸汤之中，颠簸难行，四周乌烟瘴气，一不小心操持不当就是粉身碎骨。
斩掉小翠，剪除了冷氏集团后，东北的地界迅速变成了乱世中的一块太平孤岛。谭康和华夏政界的所有人都对我违规行使权力的行为讳如莫深，好像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偶尔有人当面提起，他们又集体得了健忘症，严重到了“哦”一声后就立即忘得精光，以后再怎么提起也只有用莫名其妙的眼神看着提示者的程度。好在他们已经混得够高够牛，足以用健忘来打发人家，而不会被没耐心的听众捉起来关小黑屋硬审出个名堂来，还随时可以发飙把纠缠不休的上访者定性为精神病患者关小黑屋。说起来，小黑屋这招可是四〇四局总舵主霍书湘的看家法宝，成功率100％。每次听到他汇报这个固定不变的数字时我都会想，如果当年我被关小黑屋时遇到的是他，恐怕这世界就会变得大不一样，多半会清净得多。
东北局势不是斩掉一个小翠，除掉一个冷氏集团就可以稳得下来的，里面有霍书湘的大量工作。那里是北都GDI时期兴建的重工业基地，经济总量举足轻重，累计数十年后矛盾斗争错综复杂，因此黑恶势力产生和潜伏得都早。GDI势微后，全球得数这个地区的黑恶势力窜起来得最早。此地早已形成了官－商－黑三位一体，紧密勾结的局势。
南都政府也曾试图空降高级官员过去纠正这种局面，让中央的慈爱圣光普照到白山黑水之地，结果三年以来空降过去的十个省级以上高级官员有两个莫名其妙一个暴病、一个检查矿山时遇到透水事故身亡；两个已查处有严重经济问题正在秘密审查；还有六个在就任后不到三个月内就找出一堆借口回了南都。回来后闭口不言，只是偶尔酒后发牢骚时说两句“那里水实在太深，趟不得！”眼看东北铁板一块，南都政府还真没什么办法。此时爆出的冷氏丑闻，倒象是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的一个机会。但南都政府内却没有一个人有足够的胆魄和力量敢主动接手这个炸药包。
于是，在小翠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受谭康委托前来的郭光与霍书湘进行了一次会谈（小淫贼在GDI改制后又一个蹦跶跳到了南都政府里，负责宇宙舰队方向的联络，从谭康那里领工资，不过事先报备处理得好，倒是两边都没得罪），带来了南都上层一致的意见：原则上东北的事他们就不管了，给霍大专员一个东北地区行署专员的大帽子，麻烦霍大专员动地师级以上官员时跟他们说一声，其余的请便吧。
因此谭康肯把东北让给霍书湘也不奇怪。自他上任以来，还从来没有真正掌握过那里的局势。以他之能，无法也无意去突破那一层又一层的关系链，为那些边远的，与他没有多少实际干系的地区真正做些什么。
于是乎霍书湘成了东北王，轰轰烈烈地干了起来。不到一周，他就把四〇四局的心腹干将派驻到了各个地方，把工作搞了起来。谭康要求他动地厅级以上官员时打个招呼，结果这个招呼就天天没完，几乎成了每日必向谭康汇报的项目。这其中出了个笑话：谭康手下有个靠关系直升上来的新手秘书，对情况不太了解，人又比较机械，每天收集东北情况都看到有人落马，习惯下来便成了自然。一个月后的某天，霍书湘休假一天，东三省难得清净无事，他还专门打电话给霍大专员问：“专员，有项数据怎么空着？我赶着给谭主席报呢——今天谁又下台了？”
这个笑话反映出了当时局势动荡之激烈程度：霍书湘上任第一天就把辽东省副省长逼下了台，第二天又亲自带队抄了奉天市长周稚斌的家。周家可是个远东知名的豪富大宅门，当场抄出装满了五辆大卡车的金银首饰和贵重物品，纸币则多得连霍书湘都惊呆了三分钟，只得请来了三个储蓄所的十五台点钞机和二十五名工作人员来清点，最后把点钞机和工作人员都累趴下了一半。驱赶出来的家丁和女佣至少有三四百之多，蹲得一条街都是，哭号声响彻云霄——然而那只是开始。一周之后，霍书湘的人已把东三省市级以上的议会全部解散了，一把手换掉了三分之一。
这段时期，四〇四局的特工们可过了把当官的瘾，随便一个小喽啰都能捞个县长、市长当当。与霍书湘同期进入四〇四系统，被提都斯同期提拔的资格老些的则都安到了省级以上的位置上。谭康对他的招呼先还应上两声，秘书闹出那个笑话后，干脆任何反应都没有了。倒是我有些好奇，给郭光打电话聊天时随口问了一句。小淫贼回答说：“管什么管，说了有用么？已经麻木了。谭康说，就让姓霍的去折腾吧，反正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
经过两个月的大清洗，霍书湘在两条线上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东北的政治舞台给这个拆台专家拆掉了一半，各地的正职领导基本被一扫而光，全换上了他的心腹。对警察队伍的大清洗则更加彻底——与其说他把东三省警察统统清洗了一遍，改成了垂直领导云云，倒不如说四〇四局整个把东三省的警察系统取而代之整体兼并了。一时间，国际“****”组织大肆抨击霍某人在东北搞独裁****，践踏民主。好在谭康预先已经给他发了一顶“中央政府东北行署最高专员”的金字招牌，这个黑锅就由谭康和霍书湘二人去承担，暂时扣不到我头上来——虽然路人皆知其幕后老板是何许人也。
面对国际舆论的抨击，南都政府的新闻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装聋作哑地表示：“东北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活动猖獗，社会影响恶劣。在进行大规模社会治安整治时，当然会对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一定的不便。但中央政府有很大的决心，人民也都拥护政府彻底根治毒瘤的行动，所以不便干涉”，把矛盾又推给了霍书湘。而霍书湘就比他们猛多了，他的记者招待会只开了一次就再没有第二次——没人再敢来了。
在那次后无来者的记者招待会上，四〇四局的特工当场抓走了超过一半的记者，把剩下的一小半用胶木警棍乱棒打了出去。虽然这些人一向辱骂政府当局惯了，确实比较口臭，可霍书湘给他们安上“蛊惑民心，制造恐怖信息”的罪名也太离谱了点，而且第二天早晨九点就给三十八名记者下达了平均十五个月的有期徒刑判决书，可见讯问和审判都是连夜进行的，效率实在是高得惊人。只有一个叫斯特林的记者因与提都斯关系极好，得到了欧洲首脑兼霍书湘老领导的亲自关照而幸免遇难，只给关了一周就放了出来，从此改行做面包店老板，再不谈任何与新闻舆论有关的事了，一谈就要发疯。
如果说光拿大棒子往人的脑袋上轰，虽然能暂时打趴下几个愣头青，起到杀鸡吓猴的作用，制造出杂音尽消的平和假相，但那毕竟是短暂和表面的。霍书湘能稳坐四〇四局长的位置那么多年，自然不是那种全靠发达四肢行事的莽夫。他等手下按部就班地把警察系统清理干净后，便开始进行名为“罪恶克星”的社会大清洗活动。针对的目标正是几个月前还最最风光的政坛新秀、GDI宿老和黑社会人士。而随着行动的进行，越来越多的案例证明，这三者往往是三位一体的。
四〇四局是秘密警察系统。虽然加上了“秘密”二字后变得非常不好听，一听就让人心生警惕和反感，但毕竟是政法一系的支脉。因此霍书湘的手下们办案也讲证据、讲程序，是依法办案。不过这个“依法”必须得打上引号——且不论细节争议，任何对局势有清醒认识的人都知道，没有真正依法办案的人能象他那样，在六个月内把东北盘根错节数十年的黑恶势力连根带泥完全拔掉。
霍书湘把议会解散了，警察系统清洗了，接下来立即以东北行署最高专员的名义发布了一部《反黑刑事诉讼法》。且不论前面的帽子，仅仅以刑事诉讼法而言，实际上是关系国家司法行政最紧要的法律规范之一，在司法圈子里被称为“小宪法”。这种东西的修改和重新定性可是举足轻重的大事，象霍大专员那样生猛的在两个月内重起炉灶简直是百年不遇。当然，既然前面有帽子，自然说明这个法应该只是对涉及“反黑”的部分才有效，其他的部分应该还是遵照原来的刑事诉讼法执行。然而霍大专员把该法的涵盖面搞得太广了，以至于在随后的东北政法系统中心学习会上，黑龙江高级法院院长当众表示：“大家别费心思学什么新内容，分辨什么适用对象了。回头把原来的《刑诉法》丢了吧，整个换这个使。”
这部小宪法一出台，顿时间又是震撼全球，嘘声四起。连谭康都给我打来电话侧面表示了不满：“霍某人当真不象话，这么大的事，事先连招呼也不打一个！”
牢骚归牢骚，谭康懂得打狗得看主人的道理。既然我稳如泰山，他牢骚两句也就没什么了，反正入他所说，再怎么闹也不关他的事，涉及不到他的切身利益。只是他手下的许多居心诡异的政客派系在报刊杂志上论证不休，声讨霍书湘越权违宪，擅自制定上位法。霍书湘的手下也不是好惹的，发动了东北宣传机关的大喇叭进行回应。你一句，我一句；你三讲，我八论——纠缠不休地打起了口水战。这种口水战一打，倒把真正恶劣的核心问题掩盖了过去。
在政客们的争论声中，东北大规模扫黑除恶行动从七四年八月初展开了。霍书湘的人大量动用秘密手段，办案方针是“秘密与公开相结合”，已经把公开二字丢到不重要的地方去了。给他们这么一折腾，把东北当作自家王朝的不良官员们突然发现，自己忽然间已无任何隐私可言。原本理论上只有天知地知的通讯、交际秘密和黑金来源、洗钱渠道都变成了一份份白纸黑字的材料，被冷笑着的警察摆在自己面前。此时听到的例行讯问开始语也不是原来的“你有XX权利……”，而是霍书湘统一制定的标准讯问语：“孙子，交代吧。”同时，他们还发现了一个非常令人悲哀的事实：长达十多年的警察系统正规化建设完全白费了。十多年来连年下降，近年已接近于零的刑讯逼供率忽然直窜到了100％——如实交代也没用，进去了总有顿例行的打，名曰“褪神光”，又名“杀威棒”，起得很有华夏文明古韵。如果试图顽抗，那就更好看了。
打黑行动才开始了一个星期，东北各地的警察局统一进行了讯问室隔音材料紧急改装工程。因为实际行动一开始，才发现那些终日饱食的贪官体内蕴藏的能量实在太大，每晚讯问时总会叫得花样百出。讯问者们可以戴上靶场耳塞暂避锋芒，但那种连续数小时不歇气的杀猪声总能传到一公里之外骚扰居民休息，对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警察队伍的光辉形象都有极不利的影响。所以这笔改装费虽然完全在计划之外，却是不得不出血的。
这其中也有少数贪官在连续遭到证据打击时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愧为人精。话说回来，智商低了，要在他们那些位置上混得久还真不容易。因此流氓议员们可以搅局，但基本都成不了大器，真正能犯大事的还是往年GDI多年培养的优秀干部们。例如这些为数不多的头脑清醒的精英中一个叫杜鹤松的，原本是辽东财政厅厅长。他的材料足有半尺厚，涉案金额超过五个亿。因此他的案子抓得额外严格，由霍书湘亲自主持预审。谁知这家伙的心理素质实在是超好——在进来之前就早知道没好结果了，而且已经挨过两顿“记性打”，却还是一丝不苟地把自己的材料全部看了一遍。看完后他立即指出：“你们在捏造事实！其中超过四成的证据不足，是你们凭空臆测的——你们最多能给我定下五十万的问题！”
霍书湘等他看材料浪费了极宝贵的一下午时间，早已大不耐烦，闻言冷笑道：“杜厅长看得很仔细啊。”
“霍专员，无论你有多么势大权重，捏造事实这一项，哪怕只有一分钱——就可以粉碎你的全部指控。”杜鹤松冷笑道：“至于捏造五亿事实，企图陷害省级大员的问题，我的律师会直接向谭主席反映的。”
“不必你劳心了，你没有律师。”霍书湘懒洋洋地说：“不愧是法学经济学双料硕士出身，对以往的法律了解得很清楚。可是你完全不知道这段时间的变化。自你被列入案侦对象之日起，你已被剥夺了所有公民权。你是想把七天的刑事拘留时间拖过去是吗？出于同情，我必须劝告你放弃那样的希望。现在已经没有刑事拘留一说了，你可以仔细看看材料第一页的内容——现在叫‘收容审查’，时限一年。收审结束后十二小时后可再度收审。”
杜鹤松顿时色变，叫道：“你！”
“杜厅长，识时务者为俊杰。”霍书湘耸了耸肩，说：“你的老婆、大儿子和大女儿都已经被收审了。我们知道你的小儿子并没有涉案，他只是一个单纯的艺术家而已。不过，在这个年头要想做一个单纯的艺术家，没有你们这样的家庭支撑是不可能的，难道我们就找不出那个年轻人的问题？我们何必走到把他也拿进来收审又收审，反复收审个十年二十年的那一步呢？”
看不到人权和法律再能提供任何希望之后，霍书湘的对手们一一崩溃就范了。因为查处对象实在过多，而且到了后期简直遇不到什么像样的抵抗，东北的警察系统忙得晕头转向。最后不得不在霍书湘的亲自斡旋之下，在各地的政法委设立流水线作业席，进行集中会审。这个集中会审也只解决了警察、检查和法院之间转交材料的路程时间消耗，业务依旧忙碌得累死人，必须三班倒才搞得完。
说起来复杂，其实这其中过程相当简单，甚至枯燥——每日的操作流程就是：讯问室预审后，送材料到集中会审席的警察局法制处办公席，法制处办公席火速分析并重制材料后，立即往旁边检察院席上堆。检察院的核完了文件，立即堆到法院的桌子上起诉。
如按照过去的程序，预审几十天，送检察院核又是两三周，到了法院起诉就等着开庭吧——就算证据再充分明确，也起码得三四个月才能毙掉一个人，拖上一两年的都不奇怪。可现在要的是效率，而且《反黑诉讼法》里规定的“可以特别审判，无需开庭”，那么为了节省宝贵的办案经费，就统统都不开庭了。本着精兵简政、简化程序、服务人民的宗旨意识，这个流程不能中断，要连续进行。于是法官当场核了材料就把“死刑”、“XX年”等大印往材料上盖，盖完了后又把材料往执行庭的小推车上一堆，由他们每三小时来取一次，依照着材料上的判决去执行枪毙、抄家、清没银行帐户和拍卖非法所得等工作。
在霍书湘苦心经营下，东北的政法机构被改造成了一座高速运转的*****以百倍于前的效率斩下了一个又一个贪官恶霸的脑袋。他的工作业绩实在太突出了，第一个月就枪毙了八百七十四人，同比增长三千六百个百分点。我得到汇报时不得不惊愕赞叹，随口冒了句“真乃政法绞肉机也！”。谁知这句诨话也不胫而走，从此霍大专员的绞肉屠夫之名扬威宇内。
相对于旧官员们的惶惶不可终日，东北的市民百姓们可真是乐开了怀。看着往日鱼肉乡里、作威作福、吃拿卡要的太岁们一个个倒霉，老百姓们简直乐得合不拢嘴。加上霍书湘以小利奖励举发者，百姓们更在给太岁头上踩上一只脚的行为中得以获利，热情更加高涨。多年后有人批评霍书湘的做法导致了东北日后“人心不朴，奸邪横行”。可霍大专员当年可考虑不到那么多，他操心的只是在最短时间内把那里整顿为自己的天下。无论他的是非功过应该几几分成——看得到的事实是，社会风气大大好转，政府机构刹那间清廉振作了起来。黑恶势力气焰顿消，可谓成果显著。
因为打击面太广，为了在打击的同时最大可能地保持社会的稳定，霍书湘采取了先杀官后杀兵的策略，先集中对付黑恶官员，再慢慢收拾他们身后影子里的家伙。然而，没有任何统治阶级和强势群体会心甘情愿地整建制地退出历史舞台，失去自己的地位和势力。霍书湘的下手极辣，摆明了是要把从GDI时代到“民主”时代的东北官僚和黑社会彻底扫光，因此反而成了一种特效的催化剂，使这二者迅速地紧密勾结到了史上最强的程度。
八月中旬，这种勾结的迹象就显现了出来。各地政府前陆续出现了规模不一的闹事人群，抗议司法机关违法执法、滥用职权。这些上访群众的面孔与几个月前的完全不同，言行举止粗鄙不文，动耶****上身叫嚣骂仗，露出大片大片的刺青，一看就不是好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闹事群体的范围和规模越来越大，以至于各地的警察光是应付集中打黑和控制闹事已忙不过来，许多小一点的案子都只好拖着。八月底，我到春城去办事。结果因为流民聚集闹事，车在高速公路上给堵了四个小时才等到警察来疏导，好容易下了高速，来到省政府附近，又发现附近的四条街已经堵得水泄不通了，只好下车步行，走后门才得以进去。省政府都乱成这样，几乎办不了正事，还不知道地方政府成了什么鸟样。我当天就打电话给霍书湘问：“你在搞什么，稳得住局势么？”
霍书湘说：“卑职早有全盘计划，对于目前的局势，应说一切都在预料之中。”
“那你就继续干吧，反正我不管事，东北是谭康交给你折腾的。”我哼了一声说：“你最好当真心里有数，别到时捂不住了才向我来搬救兵。”
我的乌鸦嘴一贯灵验。虽然霍书湘自信满满地向我表态说绝无问题，而且从他麾下四〇四系统传来的信息也一贯是“总体平稳”，实际情况却不象那样，对这一点，我并非一无所知。在八月中旬之后的一个多月里，东北尚未被放倒的旧官僚和黑社会群体紧密串连，频频活动，虽然表现形式只是规模不断扩大的“群众闹事”，但已不能不让人担心了。
东北的夏天转瞬即过，很快到了秋高气爽的时节。此时正是宇宙舰队的远征即将进入第三年的时候，战况倒比现今东北的局势好不少，是个真正的总体平稳。按照事先的安排，一批将领轮换回乡休假一个月。韩曾、陈香妲、何临川等华人将领回乡后，一同到葫芦岛上来，美其名曰拜见昔日宇宙舰队的第二领导、当今的第二幕府将军——实际目的就是吃大户。我陪他们吃了两日海味山珍，一一送别他们时，忽然心里产生一种剧痛般的思念情绪。这种思念当真是毫无来由的，也是不现实的。静唯这一次并不会返乡，她即使返乡，也不会与我在一个世界。
忽然想起了这些事，心中郁闷不安，什么事也做不了，只得开了游艇出去，企图打点鱼稍稍解闷。不料网刚刚撒下去，忽然看到一个传令兵驾着水上摩托风风火火地冲了过来，跳上游艇就大喊：“急报，急报！”
我心情正恶劣，见他慌慌张张的模样立即迎面破口骂了过去：“慌个屁，你家着火了还是有人造反了？！”
传令兵浑身筛糠地叫道：“将军，是造反！”
不会吧？我将信将疑地接过了报告，展开看了两眼，忽然一种激动充斥全身，阴郁的心情顿时一扫而光，哈哈笑道：“好事啊，好事，有事情做了，怎么不是好事？”
这件事的源头还得从八月初的扫黑行动说起。霍书湘开始扫黑后办的第一件案，实际上是早就预审好了的大案。他四月上台后就拿下了社会上诨号“夹子”的奉天市长周稚斌——他这诨号的由来是因为此人对任何规模以上的工程都要去吃拿卡要，不合意不放行，贪婪之名威震全球。他的家族最后给霍书湘抄出的非法资产和犯罪事实总值十八亿七千万，乃是大时代以来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个贪渎案。
夹子在东北官场经营十五年，从镇长一直做到奉天市长。如果不是他看好了奉天的东北经济中心地位更有搞头，不愿意到省上和中央做官的话早已混到了正部级以上。这种人关系网之密，超乎常人想象。自他给抓给抄的那天起，为他说情、哭诉、申冤的人就排起了长龙，昼夜不息。谭康不厌其烦，手机上来电防火墙的项目越设越多，因而也得罪了不少沪派元老和心腹爱将，最后他也稳不住了，直接放话给霍书湘：“夹子的事你不要拖了，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早点办！”
霍书湘本想把夹子作为“阶段性成果”的代表，放到秋后斩决，可谭主席都施加压力了，不得不提前到八月开刀，给扫黑行动祭了一回旗。可是夹子这样的人物，的确不该一开始就动手屠了，那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虽然可以鼓舞士气，却也逼得对手狗急跳墙。(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