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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永乐大典的总编官，解缙被公认为博学第一，而跟皇帝过不去，聚众闹事的杨慎，因为整天待在山沟里，无事可干，据说读遍了天下群书，被推为博览第一。
而徐渭之所以排在第三，不是他的学问差，只是因为他生得晚。论博学，他不如解缙，论博览，他不如杨慎，然而他却成为了三人之中，名声最大，传说最多的人物。
获此殊荣，此人可谓名副其实。
徐渭，正德十六年（1521）生，浙江绍兴人，平生一大癖好是给自己取名字外号，曾用名数不胜数，如徐文清、青藤道士、田水月、漱老人等等等等，当然其中最有名的，还是徐文长。
张爱玲曾经说过，出名要趁早，而徐渭兄绝对符合张小姐的说法，因为他出名的时候，只有十岁。
在上小学三年级、汉字尚未认全的年龄，徐渭已经完成了一项壮举，他通读了著名文学家杨雄的名文《解嘲》，但这位牛人并不满足于读懂，他还别出心裁，改写了这篇著名文章（即今天的所谓恶搞），最后还给自己大作起了个比较对仗的名字——《释毁》。
徐渭绝对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他少年时期的传奇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在我还不知道唐伯虎兄有八个老婆的时候，就已经听说过徐文长智斗地主、徐文长智惩贪官之类的故事。
虽然传说十分动听，但我却可以肯定，其中大部分都是假的。因为真正的徐渭先生，是没有精力去干这些闲事的，在三十岁之前，他一直忙着干一件事——考试。
徐渭的前二十年还是很顺利的，二十岁时，他考中了秀才。此时他的名声已经不小了，恰好当时的吏部郎中薛蕙到了浙江，听说了他的才能，叫来一聊，顿时惊为天人，连连赞誉他是最杰出的人才。
有了这位中央正厅级别干部的吹捧，徐渭的名气更大了，他抖擞精神，准备再接再厉，参加乡试考取举人，直至那最后的目的地——北京。
在春风得意的徐渭看来，这不过是走个程序而已。
毫无疑问，徐渭确实是个少有的天才，他多才多艺，年纪轻轻就名满全国，然而在个人前途问题上，他却犯了个致命的认识错误。
因为科举考试，只认进士，不认天才。
一说起明代的科举考试制度，总是千人踩、万人踹，什么葬送人才，禁锢思想等等，比黑社会还黑，比十大酷刑还狠，但历史已经证明，在那年头，这是一个最为科学的制度。
在科举的考场上，没有绝对的公正，却有相对的公平，无论你是世家子弟，还是贫苦百姓，要想奔出美好前途，只有一个选择——拿起手中的笔，把那张考卷答完，然后封上你的姓名，等待着命运的来临。
事实证明，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才是中第的最佳途径，想玩花样，走后门，几乎肯定是死路一条。
在明代考场上，作弊不是闹着玩的，进去之前要搜身，如果夹带，就要取消考试资格，几年内不准再考，要是你胆子再大一点，准备搞点串通考官、买份考题之类的招数，最好还是先收拾行李，安排后事。因为当年干这行风险极大，一旦被发现，杀头或是流放，那都是说不准的事儿。
作弊难度过大，想搞歪门邪道的诸位朋友，估计只能靠拉关系走后门，但残酷的事实告诉我们，即使你是当朝首辅的儿子，也只能说明你的悲哀，因为在整个明代，高干子弟参加科举大都没有什么好名次，要是你真走了狗屎运，考了前几名，也不要忙着高兴，恰恰相反，这意味着你爹很快就要遭殃。
明代历任首辅如张居正、王锡爵等，虽然平时在朝中威风八面，但只要听说儿子考了前几名，就会马上去洗把脸，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谩骂。因为根据惯例，儿子的捷报刚送到，最多几个时辰，言官的骂章就要到了，什么子凭父贵、作弊嫌疑之类，铺天盖地。
明代的言官们是很有民主精神的，几乎个个都有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度，外加唾液系统非常发达，且极具穷追猛打的狗仔队精神，遇到这种事情当然不会放过，逮住就咬，咬住就不放。
而要想从这漫天口水里爬起来，是需要相当的勇气和脸皮的，比如那位后来的首辅王锡爵，儿子中了乡试第一名后，实在禁不住骂，竟然把儿子赶回了家，直到十三年后，他早已卸任回家，才让儿子参加会试。
当然了，老子是朝廷高级干部，儿子考试名列前茅，却不挨骂的，也还是有的，不过是绝无仅有，这对英雄父子，就是杨廷和，以及他的儿子，三大才子之一的杨慎。
杨慎兄考中了状元，老爹却没有挨骂，这是因为杨慎兄名声太大，水平太牛，牛到大家达成共识，如果杨慎考不中，那才说明考试有问题。
同样的命运似乎又降临到了徐渭的身上，他名闻天下，才高八斗，去参加小小的乡试，所有的人都认为，中举对他而言，不过是个名次问题。
可是上天偏偏要玩徐渭一把，他第一次参加乡试，没有考中。没关系，擦擦汗，三年后接着考。
第二次，徐渭又没有考中，老天爷玩了他第二把。
同样的游戏发生在三年后，徐渭第三次落第了。
郁闷到极点的徐渭遇到了一个无法解答的难题——为什么就是考不中呢？
正是在这人生最艰难的时候，他遇见了改变他一生的人——胡宗宪。
在那次追击战失利后，打了败仗的胡宗宪已经不是浙江巡抚了，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位仁兄非但没有降职，反而升任了总督。
因为他的靠山赵文华充分地发挥了自己栽赃的特长，不但把有功的曹邦辅贬了官，还顺带捎上了当时的总督杨宜，硬给他背了个领导责任。
于是曹邦辅和杨宜就此走人，胡宗宪成为了新任总督，他终于可以全力以赴地开始自己的雄图大业了。
在这之后不久，他听说了关于徐渭的种种传说，经过实际考察，他决定收编这位才子，作为自己的幕僚参谋。
胡宗宪天性聪明绝顶，是一个十分自负的人，他虽然逢迎赵文华和严嵩，但在心底里却根本瞧不起这两个人，而此时的他，更是威风八面，上有严嵩撑腰，下有心腹爪牙，除了南直隶和浙江外，连福建、广东各省都要卖他的面子。
这也就罢了，偏偏这位胡总督还是个相当可怕的人，据史料记载，胡宗宪生来相貌非凡，而且有一种逼人的气势，不怒自威，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官威，令人望而生畏。
比如俞大猷，这位同志是出名的硬骨头，敢于坚持原则，不怕丢饭碗，外加还有一身纵横天下的武艺，曾有人戏言，就算他死了，黑白无常都不敢来带他走。
但就是这么一位响当当的大侠，浙江军分区司令员，每次遇到胡宗宪的时候都小心翼翼，连头都不敢抬，有时还会发抖。
相对而言，徐渭的层次实在太低，连个举人都考不中，虽然有名，也只是个有名的穷光蛋而已。
现在总督看上了穷光蛋，打算请他当幕僚（师爷）。在绍兴一带，当师爷是常事，但能遇到胡宗宪这样的大主顾，还是可遇不可求的，更何况是人家主动来请，在很多人看来，这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徐渭还是比较直率的，面对总督的使者，他用一口流利的绍兴话快速做出了回答，但他说完之后，使者却一动不动——实在听不懂。
无奈之下，使者请来了翻译，这才了解了徐渭的意思，真可谓是言简意赅——从哪里来，回哪里去！谁让你来，你让他来！
面对这位超级牛人，使者也无话可说，只好乖乖回去，哆哆嗦嗦地转达了这位穷秀才的原话。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一贯狂傲不羁的胡宗宪竟然没有发火，他思索片刻，便对下属说道：我去找他。
骄横的胡总督竟然让步了，让步给一个穷秀才，这是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怪事。
然而事实证明，胡总督没有做亏本买卖，和这位穷秀才后来做出的贡献相比，别说是让步，让他磕头他都值了。
自古以来，风流才子就是很多高官拉拢的对象，但实际上，这些所谓才子除了吟诗作对、附庸风雅外，并没有任何作用。比如著名的王羲之、王徽之父子，字写得很好，诗文也很不错，但在日常工作中，他们则应该直接被划入低能一族。
王羲之就不说了，官做得不小，却几十年如一日领工资，混日子。他的儿子王徽之更离谱，这位仁兄曾在军中当过骑兵参军，多少也算个武官，但整天只是东游西荡，啥事不干，浑似梦游。有一天，有人问了他这样一个问题：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王徽之同志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
“我经常看见有人牵着马在我前面走，我可能是管马的。”
在历史中，这种才子兼白痴可谓是数不胜数，而徐渭似乎也应归入此类。
因为徐渭的情况和以上两位十分类似，他身负盛名，且多才多艺，十分擅长书法、绘画、诗文，郑板桥老先生看了他的画，便愿意到他门下当条狗，虽是个人意愿不好推广，倒也充分体现了徐渭的绘画水平。
然而对于大众的厚爱，徐渭兄却十分低调，极其谦虚，从他的自我评价中可见一斑：
吾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
照这个说法，让后人敬佩不已的高超画技，竟然是徐渭先生最不用心（相对而言）的专业，实在是耸人听闻。
万幸的是，徐渭先生并不孤独，因为据我所知，还有一位广为人民群众传颂的人，也有着相同的绘画水平，他就是著名的神笔马良同志。
牛到这个程度，也算是相当可以了，然而牛得上了天的徐渭先生，在现实生活中却是相当失败，读了二十多年书，连举人都考不中，基本生活也无法保障，似乎比那位王徽之也好不了多少。
可是胡宗宪依然亲自前去拜访了他，操着一口徽州话，连说带比划，糊弄了半天，终于把人带了回去。
胡宗宪是一个喜欢实干的人，极度讨厌说空话的文人，而他之所以对徐渭如此看重，如获至宝，只是基于自己的一个直觉判断——除了诗词书画外，这个人还有着更为出众的能力。
他的判断十分正确。
事实上，徐渭对自己的能力排序是错误的，因为他最突出的能力既不是绘画，也不是书法，更不是诗词，而是兵法。
徐渭是一个精通兵法的人，且绝非纸上谈兵，这也是个怪事，胡宗宪懂兵法，那是在边界喝了几年风，看了无数死人，千辛万苦才有所悟。
徐秀才天天坐在家里，也没机会上战场观摩，光凭几本兵书就熟知兵法作战，只能说他太有才了。
就这样，穿着一身破衣烂衫的徐渭，大摇大摆地进了总督府，他也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好吃好穿不说，看见什么好就拿什么，除了胡宗宪的老婆，没有他不敢开口要的。
更为滑稽的是，这位仁兄吃饱了饭后，就喜欢四处瞎转悠，不分场合不分地点，有一次胡宗宪在议事堂召开重要军事会议，与会者包括俞大猷、卢镗等高级将领，大家正屏气凝神地听胡总督训话，徐渭突然闯了进来。
看见这位师爷门都不敲，疾行而入，胡宗宪还以为有何紧急事务，当即闭上嘴，等着徐先生的指示，总督不说话，自然没人敢出声，于是会场一片寂静，大家聚精会神地看着这位天外来客。
徐师爷果然不同凡响，在众人的目光注视中，他一言不发，轻松自如地绕场一周，然后扬长而去。
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半天才回过神来：这人莫不是个神经病吧？
胡宗宪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人，对下属也缺乏耐心，动辄质问谩骂，谁要敢在他开会的时候来这么一手，打个半死拖出去喂狗也不奇怪。
然而对这位拿他开涮的穷秀才，胡宗宪却表现出了极大的容忍，压根儿就没提过这事，放任不管。
胡宗宪的谦虚谨慎收到了回报，在度过开始的磨合期后，徐渭开始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他的文笔极好，切中要点，上至皇帝，下到县府，胡宗宪的一切来往公文都由他包办，连老牌公文专家严嵩都几次来信，表扬胡宗宪的公文写作。
然而对胡宗宪影响深远的，并不是这些往来文书，而是一次不经意的谈话。
成为总督的胡宗宪原本以为，在他的光辉领导下，倭寇之乱可以很快平息，但自嘉靖三十四年（1555）后，这场祸乱却越发严重，抢劫犯们越来越勤奋，每年都要来光顾几十次。胡宗宪不肯示弱，分兵出击，全力进剿，结果却是败多胜少，入不敷出。
就在胡宗宪为又一次战败抓耳挠腮、苦思对策的时候，徐渭来到他的身边，对焦头烂额的总督大人说了这样一句话：先定大局，谋而后动。
胡宗宪就此找到了通往胜利的道路。
他终于醒悟，原来一直以来，自己都在为一城一池之得失拼命，而获取胜利的关键，他却从未把握。
撩开了前方的重重迷雾，胡宗宪终于发现，在那些乱七八糟的渔民、海盗、日本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的背后，隐藏着两个真正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