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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魏晋士人对情的执着
魏晋南北朝时，在士族精英分子也就是所谓名士当中，流行一种学术社交活动，叫作清谈。
魏晋清谈探讨了许多哲理，这些哲理构成一股思潮，叫作玄学。魏晋玄学与清谈中有一个著名的命题，就是：圣人到底有情还是无情？在中国古人的观念里，圣人是最完美的人，是所有人的典范，在圣人身上体现着天的意志和道的完美。天不可攀，道不可见，所以天道是不能直接学习的。人要接近至高无上的天道，只有通过圣人，因为圣人是可以学习模仿的。所以圣人是沟通天道与人的桥梁，一个人通过向圣人学习而可以接近天道，因而一个人修养的极致就是努力达到圣人的境界，古人把这叫“内圣”。那么圣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呢？弄清这个问题，凡人才好学习修炼。尤其在情这方面，圣人到底是有情还是无情呢？因为对于普通人而言，情感问题往往是困扰一生的大问题，人和人之间许多争斗乃至互相残杀的悲剧，常常因情而起。如果说圣人也是有情的，那圣人是不是也会受到情的困扰呢？如果圣人真的很完美，似乎应该无情才对，那么“内圣”的最高境界岂非也要做到无情吗？人有没有可能做到无情呢？这些问题在魏晋时代被一些思想家、知识精英提出来反复辩论，这些辩论被后世称为“圣人有情无情之辩”。
“圣人有情无情之辩”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大多数人倾向于接受王弼的说法，就是：圣人也是有情的，只是他的情很正，不偏激，不离开人的本性，因而他就不会为情所困扰。说得简洁一点，就是“圣人有情而不为情所累”。
来了解一下王弼。王弼真是人类历史上少见的天才，史书上说他死的时候二十四岁，实际上按今天的算法顶多二十三岁，如果他生在冬天，说不定还没满二十三岁，因为他是秋天得“非典”（古时叫“疾疫”或“时疫”）去世的。但是他在哲学上的成就很了不起，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几个人可以相比，如果我们遴选中国有史以来十大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他是绝对名列前茅的。
既然圣人都有情，凡人有情就是很自然的事。这样“有情”不仅取得了合法的地位，言下之意还是应该提倡的。凡人应该做的只是努力让自己不为情所累，这样就接近圣人了。来听几个有关的故事。
先来看一个父亲爱儿子的例子，主角是王戎，就是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他生了一个孩子，不幸几个月就死掉了，山涛的儿子山简去慰问他（王戎是竹林七贤中最小的一个，比山涛要小二十九岁，所以跟山涛的儿子山简年龄差不多），看他悲痛得不得了，就对他说，不过是个几个月的小孩罢了，还不懂什么，用得着这么悲痛吗？王戎却回答说：“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什么意思呢？翻译成今天的白话就是：“最上等的人，也就是圣人，会忽略情。而下等的人呢，根本就不知情是什么东西。情这种东西就是集中表现在我们这样的人身上。”王戎这句话很有名，其实就是“圣人有情无情之辩”在当时名士身上发生的效果。最有趣的是“圣人忘情”这几个字，他不说圣人无情，也不正面说圣人有情，而说圣人忘情，“忘”在这里不是忘记，而是忽略的意思。这其实是王弼“圣人有情而不为情所累”的另一种说法。“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说的并不是惭愧，而是骄傲。因为前面说了，下等人根本不知道情是怎么回事，所以“我辈”也即当时的士族精英分子或说名士，才懂得情，所以情感丰富乃是一件可骄傲的事，标志自己是不同于下等人的上等人。当然他们还没有修炼到圣人忽略情感的地步，但这并不可耻，毕竟圣人只有一个，除了孔夫子以外，谁敢自称圣人呢？既然不是圣人，又怎能忘情呢？
“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王戎的这句名言此后便成为魏晋士人在情感问题上的宣言和座右铭，魏晋名士坦然宣称自己敏感多情，并以此作为精英分子的自我标榜。情不仅正当，而且必须，多情不是缺点而是优点，不是坏事而是好事。由于这种思潮的影响，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艺术便都有一种“尚情”的倾向，士人们的日常作风就是以感情丰富而风流自喜。
还有一个夫妻情深的故事，主角是荀粲。荀粲出生在一个大士族家里，他是荀子的第十四代孙，他的父亲是曹操的第一谋士荀彧，他的堂兄荀攸是曹操的另一位重要谋士，他的叔祖父荀爽在汉末做过司空，他的另一个堂叔荀悦是汉末的大思想家和史学家，写过一部《申鉴》，还写了一部《汉纪》，这两部书现在还有影响。荀粲自己也是一个思想家，可以说是魏晋玄学与清谈的先驱人物。跟王弼一样，荀粲也是一个少年天才，而且也英年早逝，死的时候才二十九岁（实际上是二十八岁）。他是怎么死的呢？爱老婆爱死的。荀粲爱老婆出名，他特别宣称，讨老婆别的都不重要，最重要是要漂亮。他也果然娶了一个很漂亮的老婆（名将曹洪之女）。娶过来之后他疼惜得不得了，夏天晚上热，他就先在露天的天井里把自己摊凉，睡到床上把席子弄凉了，再让老婆来睡，免得老婆热着。到了冬天呢，他就先把自己烤热，钻进被窝里把被窝弄热了，才让老婆进来睡，免得老婆冻着。有一年冬天，他老婆感冒了，发烧，那个时候没有空调，这一下荀粲没法子了，便像夏天一样跑到天井里先把自己全身冻得冰冷，再贴着老婆睡，想让老婆舒服一点。他睡一会再跑出去，再冻凉了，再跑进来，再贴着老婆睡。没想到这样反复几次，他自己也感冒了。最后老婆还是死了，荀粲悲痛得不得了，别人劝他说，你找老婆只重貌不重德，这样漂亮的女人并不难找，再找一个就是了。他却说，佳人难再得，我这个老婆虽然谈不上倾城倾国，但要再找一个这样漂亮的，也实在不容易啊。过分的伤心终于使他不到一年就送了命。看，荀粲这个人痴不痴，重情不重情？
再讲一个兄弟情笃的故事，主角是王徽之。王徽之是书圣王羲之的儿子，字子猷，他有一个弟弟叫王献之，字子敬。王献之才气纵横，字写得跟爸爸王羲之一样好，父子俩在书法史上合称“二王”。王徽之非常欣赏弟弟的才华，觉得自己不如弟弟。有一次，他听说有一个法术很高深的老道可以把一个人的阳寿加到另一个人的身上，就去找这个老道，说他弟弟才气过他十倍，他希望弟弟长寿，好多做点事业，愿意把自己的阳寿送给弟弟。没想到老道算了算，说没办法。王徽之问为什么，老道说，因为你们两个人的寿命都没剩下多少了，就算把你剩下的阳寿加到他身上也没有意义。果然不久之后他们两个都病了，两家仆人跑上跑下传达兄弟两人的相互关怀。有一天王徽之突然觉得几天没有弟弟的消息了，想到恐怕大事不妙，就不管自己重病在身，立刻叫仆人用轿子抬着自己去看弟弟。结果一到献之家里，果然发现弟弟已经死了，刚设好灵堂。他没说话，也没哭，从墙上取下弟弟平常喜欢弹的琴，坐在灵前就弹了起来。弹了几次，都不成曲调，他长叹一声，把琴摔在地上，说，子敬啊子敬，人琴俱亡啊。“人琴俱亡”这四个字一直传到今天，还能够让人感受到王徽之对弟弟的深情和哀痛，胜过一切号哭。
再讲一个朋友情深的故事，主角还是王徽之。王徽之实在是一个很富感情的人，不仅爱弟弟，也爱朋友。他有一个好朋友叫戴逵，字安道，就是前面提到过的东晋有名的画家、音乐家和文学家。王徽之和戴逵当时住在会稽一条叫剡溪的江边，但是相隔几十里。有一年冬天很冷，一天夜里王徽之大概是冻醒了，推开窗户一看，一片雪白，天上下着鹅毛大雪。他看了很开心，觉得很美，在房里走来走去，一边吟诵左思的《招隐诗》，突然想起自己的好友戴逵，因为戴逵也是隐士。他便马上叫仆人准备好船，冒着雪溯江而上，要去看老朋友。仆人们划到天亮，才到达戴逵门口。王徽之却突然对仆人讲，算了，咱们回去。人问，你不是要来看朋友吗？怎么到了又要回去呢？王徽之说，我是乘兴而来，现在我已经满足了，就可以回去了，不一定要见到他。王徽之就是这样一个多情而率性的人。“乘兴而来”和“兴尽而返”从此成了两个成语，现在还留在我们的字典里。
最后再讲一个父子情深的故事，主角是郗超。郗超是一个很有才华也很有抱负的人，他是桓温最信任最依靠的幕僚。桓温当时是大权在握的军阀，他有篡夺晋朝政权的野心，而郗超则认为桓温是个很有能力的人，愿意帮助桓温成就大业。他们常常在桓温家里策划阴谋。有一次两人正在卧室里密谈的时候，突然谢安来了，郗超一时无处回避，便躲到桓温的床帐的后边。谢安和桓温谈起朝廷的事， 郗超听得起劲，竟忘了自己是躲在帐后，居然插了一句嘴，谢安吃了一惊，但他很机灵，装作毫不在意，跟桓温开玩笑说：“原来你这里还有一个入幕之宾啊。”“入幕之宾”这个词从此成了“密友”（现在也常指“情人”）的代称。郗超帮桓温的阴谋是瞒着自己的父亲郗愔的。郗愔当时任司空，是一个忠于晋朝的老臣，父子两人政治立场刚好相反，但郗愔并不知情。没想到郗超在三十多岁的壮年得了重病死了，郗愔白头送黑发，非常哀痛。郗超跟父亲感情非常好，他在病重的时候就想到如果自己死了，父亲可能会哀痛得把老命送掉，就把一个密封的小盒子交给自己亲近的仆人，说，如果老爷子只是一般的哀痛，就算了，如果他哀痛得不行，你就把这个小盒子交给老爷子。后来郗愔果然哀痛得死去活来，仆人就照郗超说的把小盒子交给了郗愔。郗愔打开一看，盒子里面全是郗超为桓温写的篡夺晋朝政权的方案、步骤，以及跟桓温的往来密信。郗愔一看大怒，说：“这小子死得好，早就该死了。”郗愔的悲痛就这样被愤怒抵消了，老命也就保住了。看，这父子俩多有意思，他们感情深不深、真不真呢？看来政治立场的不同并没有妨碍他们父子的感情，至少没有减少郗超对父亲的爱敬。
情的觉醒也是个体意识觉醒的重要表现之一，对真挚情感的追求也是一个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的人的必然追求。魏晋南北朝时士族阶级的精英分子中，出现了许多重情的人物和故事，以上数例只是比较著名的。这种重情的风气对当时的文学艺术影响很大，中国文学的抒情特色主要就是在这个时代奠定的。中国的文学尤其是诗歌特别重视抒情，而不大注重叙事，没有出现像西方荷马史诗那样篇制宏伟的叙事诗，跟魏晋南北朝的尚情风气很有关系。魏晋南北朝正好是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发展的枢纽时期。魏晋南北朝以前，除了屈原，中国基本上没有什么真正的诗人，大量诗人的出现是建安以后，也就是魏晋南北朝早期的事。而这个时候正好是重情的风气在士族阶级中流行，那么中国诗歌以抒情为主的特色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