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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各自分头出工。被退回来的谷子再次被晒，好交上完成任务，好分粮食。
社员们纷纷要求准备分粮食，社长说，遵照广大社员的意见，今天把分粮食的账目做出来，可望明天分粮食。反正粮食也不多，大家克服一下，分了粮食也要节约吃。
胡映田吹哨子出工的时候，来到胡为强家，对胡为强说：“强哥，下午要整理分粮食的账目表格，人手不够，要安排一个人帮忙。这统计数字要一定的文化，我们社里现有的劳力也没有人有文化。说来我们社里只有你家胡天健读书中学，现在在家里，我想叫他去协助会计做这统计制表，你看如何？”
胡为强还没有听完，就高兴的很。统计分粮的账目，是个知识性的脑力劳动，不需要多少体力，轻松，而且很体面。自己的儿子能做这样的事情，胡为强从心底感到自豪。再说，胡天健只是临时帮忙，也不算正式上工，以后还照常上学。
心里这么想，也不好喜形于色。胡为强说：“只怕健儿没有做过，做不来。”
“有什么做不来的，只是简单的计算和统计，然后列表，对于中学生来说，还不是容易的事情？”胡映田说，“也给工分你家的，不是白做的。”
“不是这个意思，”听说胡映田要给工分，护卫强生怕说自己是要工分，连忙接过话，“我家健儿能读书，也是社里人的包含，沾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光，做这点小事情，还要什么工分。就叫健儿去吧。”
“还有，你家胡玲今天下午就在仓库里晒谷子，帮助收拾仓库。”接着，胡映田又说。
晒谷子也是比较轻快的事情，平时，像这样的事情，是照顾病人和体力弱的老年龄劳力做的，现在却叫胡玲做。胡为强心里自然也是高兴。
但是，这样的明显的照顾，也容易招徕其他社员的嫉妒，胡为强有意推托，可是想起女儿吃不饱，正在长身子，也舍不得失去这样的机会。因此，即刻回答说：“噢，那我就叫玲儿去。”
胡映田走后，胡为强分别找了胡天健和胡玲。胡天健自然是很高兴，满口答应。胡玲却说：“爹，社长总是照顾我，怕是别人有意见，我还是不去。反正在田地里大家做事情也是敷衍的，我就去田间劳动。”
“玲儿，你想想，在外面不管怎么说也比在仓库里晒谷子辛苦，想怠工还有那么多的人看着。现在映田叔叔有心照顾你，你不去，将来你就别想做轻活儿了。”
胡玲还是不肯点头。顷刻，轻声嘟哝：“听人家说，映田叔叔喜欢动别人的媳妇……”
这话一出口，胡天健大吃一惊，怎么在社会主义的社长还以权力谋私的？
周银芝却是不动声色，似乎是见惯不惯，胡为强眼睛向外面一看，厉声批评说：“不许你胡说，让别人听见了，看怎么交代？一个闺女家，乱说话。只管自己的事情，不要去听别人的嚼舌头，更不许在外面乱说。”
周银芝看父女俩话不投机，接话说：“人家胡映田是社长，平时与女社员开开玩笑也是有的，不足为奇，更不是我们普通社员管的。再说，我们家也是姓胡，同宗同祖的，是他的侄女呢，也不要太往坏处想。玲儿，你还是去，不然还说你不服从分配。”
话已经说清楚了，胡玲也想做轻巧的事情，又有不听从分配的帽子压着，也就不再坚持，答应去晒谷子。
来到仓库，会计文新良已经在列名单。
整个社一共二十八户，人口一百七十三人，每家有多少劳力，多少非劳力，工分是多少。按照这个先把分粮食的数字列出来，就可以分粮食了。
因为高级社初成立，每个社员的工分底子还没有评议出来，这次分粮食工分数量是一个重要指标，现在分粮食在即，因此胡映田就先把每个社员的工分底子估计出来，然后，再晚上召集社员评议通过，算出每人的工分，才好最终分粮食。
人口这一项目是容易的，把劳力除开，列表起来就可以了。劳力一项目，就比较麻烦，要分主劳力和辅助劳力，劳力强的，属于轻壮年，就要分多点。关键一项目，就是劳力的工分数目。这意味着劳力强，工分底子多，那么，分得的粮食就意味着比别人的多。
因此，工分底子是很关键的。
比如说，一个人上工一天，分底子是九成，那么，这个人就分得九斤谷子。而另外一个人分底子是八分底子，那么，这个人就分得八斤谷子。
胡天健负责写最简单的人口表格，正在写着，时不时问问文新良一些问题。
１９６７年没有简化字，还是用的繁体字，胡天健在大学里练习过毛笔字，临摹了柳公权、颜真卿和王羲之的真迹，毛笔字比赛得过全校第一名，因此，无论是字体还是字种，都是没有话说的。只是有个别的字不会写。
到了下午三点的时候，胡映田对文新良说：“新良，现在谷子应该干了，你去招呼称一称，把公粮这事情做好了。”
文新良应诺，出去叫晒谷子的胡玲收谷子。
不多时，文新良进来，说：“社长，谷子似乎少了。”
“啊，少了，少了多少？”胡映田吃惊不小，问。
“早成你是知道的，一共是出了一千两百三十斤谷子，粮站开回来的收据上是七百六十七斤，外面的谷子我一称，只有三百四十五斤，加起来是一千一百三十二斤，应该还差九十八斤谷子。”
胡映田一听，站起来，脸色刷地白了，问：“你不会称错了吧？”
“怎么会？”文新良说，“要不，我再称称。”
胡映田说：“嗯，再称一称，说不定你记错了码子。”
“也不会的，才这几担谷子，怎么会错。”
“嗯，你说的也是，三百多斤谷子，错了也没有这么厉害，很显眼的。”说是这么说，胡映田还是坚持要称，“我们还是称一称再说。”
一称，还是三百四十五斤。
“这还得了，被人偷了九十多进谷子。”胡映田与文新良走进来，声音低沉坚定，“要查出来，否则，以后还怎么管理。”
那么，是谁偷了这交公粮的谷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