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五十八章【大戏连台】

大泽天下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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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俘获公子卬在战役第二年,秦军又与魏军激战于岸门(今河南长葛境内)。秦军又胜。这回把公子卬的部下,那位一点也没错的魏错将军也给俘虏了。

    岸门这地方已是中原,这一仗,说明秦军的实力已经强大到能进入中原作战了。

    至此,秦孝公与商鞅的联手变法,已经进行了21年,秦国从步步走下坡路,一变而为正在崛起的西方大国,“穆公霸业”又在新的时代再现了。

    老秦人的每一声吼叫,都能使山东六国心头一紧。

    看来只要目标明确,策略对头,中枢强硬,行政有效率,把个奄奄一息的弱国变为一等强国,是没有问题的。

    问题是很多执政者锦衣玉食,就不想有什么大作为了。

    孝公这个新时代,实际上是商鞅的时代。秦国的很多东西,都深深烙下了一个大大的“鞅”字。

    看来只要顺应潮流,个人改变历史或推进历史,完全不是狂想。

    但是,这也是商鞅最后的辉煌。

    商鞅的政治知己秦孝公,把整个秦国都托付给商鞅去运作,从史料上找不出一点孝公对商鞅生疑的迹象。秦孝公确实是把商鞅视为异姓兄弟,封其为“君”,是给予了公族宗室才有的待遇。

    商鞅年长于秦孝公,按照自然规律,他这一生,是有君权做保障的,可以顺顺当当地走完。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秦孝公竟然死在了商鞅的前头。

    秦孝公二十四年,正在壮年的秦孝公突然去世,年仅44岁。

    伟大的商鞅,顿失护佑!

    据说秦孝公在死前,曾想把国家交给商鞅,让商鞅做秦国的国君,而商鞅坚辞不受。当今有人说,这是秦孝公在试探商鞅有否可能篡国;但我以为这不可能。如有其事,也是秦孝公出于真心。

    秦孝公是古今唯一的一位民主主义君主,只要秦国强大,管他姓嬴还是姓商。

    他对商鞅,始终用而不疑,没有任何的掣肘与防备。

    而商鞅拒绝接管秦国,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秦孝公知道:未竟的大业,只有靠自己心爱的儿子了。他临死前,把太子驷一人留在身边,命儿子给他背诵《黄鸟》诗,可能是意在让太子知道珍惜人才。

    太子驷继任,是为秦惠文公。

    就此,历史掀开了奇诡的一页。

    太子驷的两位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到这时已经深居宫内12年不见人了。

    这是空前的险境!

    但是商鞅一点也没意识到。他自负是先朝旧臣,出入仍傲慢如昔。

    ——人们可以忘恩,但是几乎没有可以忘记仇恨的。所有的老世族,都看准了这一转机。

    秦国通过变法强大了,他们不会因身为秦国人而高兴。他们是受损者,所以他们宁肯国家退回到原先的孱弱历史中去,也要否定变法,争取政治翻身。

    在惠文公第一次视朝时,商鞅不知为何没有出席。第一个出来禀奏的,就是公子虔和公孙贾。

    两人说:“臣闻‘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重者身危'。商鞅立法治秦,秦邦虽治,然妇人童稚皆言商君之法,莫言秦国之法,今又封邑十五,位尊权重,后必谋叛。”

    新君年轻,商鞅和对立派都看到了这一点。但是商鞅完全看错,以为君主年轻就不敢轻易变更父亲的既定方针;而老世族却能看得很准,他们要用“某人功高震主”来吓唬年轻的君主。

    这两派的态度,在新君心中恰好形成一正一反两种感受。天平倾向哪一边,不言而喻。

    秦惠文公果然上套,对两位老师说:“吾恨此贼久矣。但以先王之臣,反形未彰,故姑容旦夕。”

    惠文公虽然年少,但做事还不是没原则的,他很懂得处理问题的分寸:先君的面子要照顾,旧臣的气焰也要打掉。于是派使者去收了商鞅相印,命商鞅退归商、於。

    商鞅不觉得大祸临头,反而觉得这样也好,辞朝之后,就收拾好车驾出城。他虽去职,但爵位没变,其仪仗队伍,犹比诸侯。

    商鞅在朝主政20年,文武百官无不出自他门下,见老主人走了,百官都来饯送,朝署为之一空。

    这又给了反对派以口实。?

    公子虔、公孙贾密告惠文公:“商君不知悔咎,僭拟王者仪制,如归商、於,必然谋叛。”

    当年与商鞅辩论输了的甘龙、杜挚,也没忘20年前的耻辱,出面作证,将此事证实。?

    惠文公不由大怒,即令公孙贾率武士三千去追赶商鞅,追上了就威权的倒台,不管后续的影响如何,都是民众的开心之日。当时百姓知道商君走了,都跑了出来,满街满巷,抱怨商君。一听说公孙贾要领兵追赶,攘臂相从者,竟有数千余人之多。

    当时商鞅车驾出城已有百余里,忽闻后面喊声大作,忙派人去探听,回报说:“是国君发兵追赶。”

    商鞅大惊,知道是新君翻了脸,怕是难逃一劫,急忙卸去衣冠,下了车,扮作卒隶,带着妻儿老母逃亡。

    一行人仓促奔至函谷关,见天色将黑,便往旅店投宿。哪知道店主向他索要“照身之帖”(身份证)。

    商鞅推说没有,店主遂闭门不纳,说:“商君之法,不许收留无帖之人,犯者连坐,要与你一并处斩,我可不敢留。”

    商鞅叹道:“唉,为法之敝,一至此哉!”

    一行人只得顶着夜色前行,混出函谷关门,径直投奔魏国去了。当年,商鞅在魏国游历多年,他眼下心存侥幸,希望在魏国能找到一二至交,也许能东山再起。

    来到魏国边关之下,守令为一老者,名叫襄疵。此人阅历颇多,居然认得商鞅,他怨恨商鞅欺公子卬而败魏军,拒绝接纳。

    商鞅请求从魏国转道别国,并不在魏国逗留。关上的魏人说:“商君,秦之贼。秦强而贼入魏,不把你送归,怕要惹祸上身。”随后,就将商鞅遣送回秦境内。

    这真是应了“作法自毙”那句话!商鞅走投无路,只得急赴自己的封地商邑,纠集徒属,发邑兵向北攻击郑地,以谋求一块立足之地。

    现在,商鞅的身份变得很尴尬,虽然秦国目前的中央体制,没有一处不烙着“鞅”字,可是他作为一个个体,已经被这体制排除出政治中枢。现在不过是一个与中央政权作对的小小城邑主了。

    他亲手缔造的中央体制,只要稍稍动动手指头,就能把他捏的粉碎。

    秦惠文公当然不可能放跑他,发大军进攻商鞅,在郑的渑池将商鞅的队伍击溃,生擒了商鞅。

    20年的旧仇,今日终于可得报。秦惠文公下令,将商鞅车裂(五马分尸),以祭祖先,且恨恨道:“没有谁像商鞅这样敢造反的!”随后,又杀掉商鞅全家。

    ——这就是旧时许多权臣的宿命,主子一死,立刻遭灭顶之灾。据说“自商鞅之死,百姓歌舞于道,如释重负;六国闻之,亦皆相庆”。

    这就是激进政治家的悲剧。

    在绳索将他的四肢和脖颈勒紧时,曾经伟岸不可企及的商君,是极端孤独的。

    没有人怜悯,没有人惋惜,没有人为他作《黄鸟》歌。

    他所缔造的事业,将延展至广大的华夏之土,并将延续至千秋万代。可是他只是孤零零的一个犯人,连一个知音都没有了。

    一个伟大人物的孤独陨灭,没有谁比商鞅更凄惨的了。

    不过,虽然作为肉体的商鞅,悲惨地毁灭了,可是他的精神仍在。

    秦惠文公初即位时,尚且年少,杀商鞅是有些意气用事了;但他是头脑清醒之人,很快摆脱了甘龙、杜挚之流的影响,承袭了商鞅变法的所有成果。老世族并没有重新得志。

    这就是所谓的“商鞅虽死,秦法未败”。新法的许多规定,在秦国一直延续了下去,直至最终。

    凡头脑清醒一点的,都不敢再开历史的倒车了。

    谁愿意再做那个遭人鄙视的“夷狄之邦”的君主?

    当然,商鞅本人的败亡,也有一部分原因在于他的极端化。他所主张的“贬抑工商”、“弃绝文化”、“倡主独裁”、“轻罪重刑”,都违背了一个正常社会的规范。

    他是在两难中,选择了风险极大的一难:如不激进,秦国便不能迅速富强;如果激进,他将陷于千夫所指。

    他选择了千夫所指。

    他以自己的毁灭,换来了一个雄风引领百代的大帝国!

    砍脑袋,然后提他的头来见。?

    商鞅远去,大秦仍在。

    法家商鞅以其铁的意志,留下了一个咄咄逼人的秦国。

    秦惠文公灭掉商鞅三年后,自称惠文王,共在位27年。这位小时候对商鞅大不敬的太子驷,并非头脑昏庸之人,他当时给商鞅捣乱,不妨可看作一个少年人的叛逆行为。当他登上君位、逐渐成熟后,就清醒地意识到:商君之法,决不可废,新法与商鞅本人的荣辱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秦惠文王在不动声色中,逐渐疏远了老世族,延续耕战政策,继续开疆拓土的大业。

    他上台后第五年,任命魏国人公孙衍为大良造,魏国迫于压力,向秦国献出阴晋,秦国改名宁秦(今华阴县)。他上台第七年,派降将公子卬与魏国大战,俘虏魏军统帅、大夫龙贾,斩首八万。夺取了渭水以南的“河西之地”。他上台十年后,任用张仪为相,魏国又献上了十五县。他上台十三年后,派张仪伐陕,占有其地,驱逐魏国居民。

    至此,魏河西之地全部落入了秦国囊中。

    变法图强,可谓立竿见影!

    秦国的这种进攻态势,使得山东六国大起恐慌。

    过去是“诸侯卑秦”,现在是“以一强对众弱”,天下的形势变了!

    六国在惶惶不安中,都开始考虑应对秦国的策略。在此情势下,一个叫苏秦的的人,脱颖而出,提出了“合纵”战略。

    什么叫“合纵”?

    用后来韩非的话说,就是“合众弱以攻一强”。之所以叫“纵“,就因为六国在地理位置上,都在函谷关以东,由北到南排成一个纵向。合纵,就是把六国串成一个羊肉串。

    与这个策略相对,秦相张仪也提出了一个“连横”战略,即韩非所说的“事一强以攻众弱”。这个战略,是秦国给六国中的任意一国出的馊主意,让它做秦国的仆从,攻击其他五国,从中占便宜。

    之所以叫“横”,是因为六国中的任意一国,在地理位置上都处于秦国的东方,与秦国携手,就是牵起了一条横线。

    “合纵”,可以说还有一些联合自保的大义在里面,而“连横”纯粹是利用别人的自私心理。但在赤裸裸的利益面前,就是有人上钩,全然忘了晋国伐虢时发生的“唇亡齿寒”。

    “合纵”与“连横”,是战国后期群雄逐鹿的一台大戏,一直演了上百年,尤以秦惠文王在位的27年为甚。

    天下大势的轴心,开始围着秦国转了。

    为何战国时最精彩的段子从这时候开始?是因为战国七雄到此时都完成了变法改革,成了以地主、自耕农为基础的一批新型国家。

    各国都是相同的制度,并不等于“四海之内皆兄弟”,恰恰相反,各国在强国的过程中,都意识到,天下完全可以“定于一”。现在已经不是谁来当老大的问题了,而是谁有实力来当这个“唯一”。

    不能不佩服古代政治家的“野心”或者说雄才大略。以古代的交通与通讯条件,天下实在是太大了。就算我们现代人,对过于遥远的疆域,都不会有实际的兴趣,而古代的君主们却没有放弃对于疆土扩张的冲动。正是这种近于狂热的冲动,才为后代开辟了一个可以承载帝国伟业的广大空间。

    民族要强大,空间就要足够大。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

    秦惠文王就是有同意野心的政治家。在他执政的27年中,对六国左右开弓、攻心为上,施展了高超的政治军事手腕,打得六国几无还手之力。

    他的时代,也造就了两位名声不相上下的纵横家——苏秦和张仪。

    这两个人,各据舞台,玩弄六国于股掌之中,留下了“朝秦暮楚”这样富有戏剧性的千古成语。

    苏秦,是东周洛阳人,曾经拜纵横名家鬼谷先生为师。据说苏秦读透了周书《阴符》(此书在汉代亡佚),他先游说周显王,后游说秦惠文王,都没获成功。

    苏秦巧舌如簧,把纵横术学到了家,他的那一套对日薄西山的周王室没有大用,但对秦国应该有大用,可惜秦惠文王放跑了他。

    接下来他入赵国,仍碰壁;又入燕国,苦等几年,终于见到了燕文侯,从此大展宏图。

    纵横家最善于揣摩听众心理,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苏秦到了燕国,当然要鼓吹合纵,把合纵说成是燕国自保的万全之策。

    燕文侯纵是国君,还从没见过如此雄辩的人,被苏秦一通忽悠,上了钩,立刻给苏秦提供车马、钱财,让苏秦转回赵国去游说。

    赵国政局此时已发生变化,赵肃侯对苏秦以礼相待,苏秦仍是老办法,先吹捧对方一通,再吓唬一通,指出割地贿秦是为不智,只有山东六国形成纵约,才可称王称霸。赵肃侯也被忽悠得头晕,觉得眼前一片光明,马上赞助苏秦车千乘、金百镒等一大堆财宝,让他去说服诸侯。

    当初苏秦在游说秦惠文王时,不过一介布衣书生,纵论天下事,总不免有说大话之嫌。现在他有燕赵两国的支持,华车美服,气象大不一样。接下来的游说势如破竹,韩宣王、魏襄王、齐宣王、楚威王纷纷首肯,六国共推苏秦为“纵约长”,同时挂六国相印。

    就这样,苏秦凭着一张嘴,成为天下最显赫的人。当他游说一圈回到赵国后,赵国封他为武安君,请他向秦国宣布六国纵约之事。

    同时任六国相位,在中外历史上也实属罕见,苏秦之威风,不可一世。秦惠文王想起这位暴发户式的布衣卿相,心里大概很不是滋味。

    六国合纵,实力大增,秦国一时无法破解,只得隐忍,史载“秦国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

    苏秦由此名声大震。据说他早年出外游说不成功,回到家后潦倒不堪,兄弟姐妹、嫂子、妻妾都嘲笑他说:“周人习治产业,致力工商,以谋利十之二为务。你舍本逐末,卖弄口舌,受困如此,不是活该吗?”

    苏秦大受刺激,于是闭门苦读一年,思想水平大有长进。一年后,再游说诸侯,一举成功。当他腰挂六国相印,北上燕国去汇报情况时,路过洛阳,随行的各国使者及车马浩浩荡荡,堪比王侯。

    他回到家中探视,兄弟、妻子和嫂子皆匍匐于地,不敢仰视。苏秦叹息道:“同为一人,富贵之时亲戚敬畏,贫贱之时遭人蔑视,何人不如此呢?”